《近代史人物论文最新5篇》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其中也涌现了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近代史人物论文最新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1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曾“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讯将此无畏精神和英勇行为赞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1](p547)炎先生从幼年便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刚懂事起，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便在其幼小心底扎下了根。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断演变，章太炎的政治言论及行为也相应变化，但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本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没有改变；他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没有改变。早年从当时名儒俞樾习经学，虽然是经学小学姣姣者，但太炎先生“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而走上政治舞台[2](p511)。此后，在中国近代史历次重大政治斗争或政治运动中，太炎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几乎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并提出许多政治主张和见解，而这些主张和见解大多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中影响最大者如“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宗教论”、“代议制然否论”、“革命道德论”及“联省自治”论等。这些主张和见解所阐述的重心不一，科学合理性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不变的特征：都是在参照西学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中的他以为合理的思想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结合的产物，即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对待传统文化则是，守护与发展相统一。
“章太炎先生是近百年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在国学方面，无论经史辞章，声韵文字，也都是卓然足以成家”。[3](p30)以说章太炎先生最有资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最为恰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证者。
长久以来，一说到传统文化，人们便总是想到孔孟、宋明儒学------其实，儒学只是广博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为主要一部分。太炎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再到六朝、唐、宋、明、清各家思想均有深刻研究和理性评判；在文、史、哲、经、政诸方面都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国学大师”的称号与太炎先生确是名副其实、无丝毫溢美之意。然而作为传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师的思想是开放而非闭塞的、流动而非静止的、革新而非泥古的、创新而非守旧的。不仅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博大而平实”、“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终成一代国学大师；同时在对西学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太炎先生对于西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大，“在古代则谈及西腊爱利亚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近代则举凡康德、费西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泥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泥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加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乎无不称引。”[4](p23-24)学习西学并非囫囵吞枣，亦不全盘吸收，而是对西学进行理性的批判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创造性的结合。在20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国近代多边的政治及文化舞台上，频频出现具有明显章氏烙印的政治文化新主张、新理论。
中西文化的结合体——俱分进化论
19世纪末，中国边疆出现新危机，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面，民族危机严重。在康梁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变法救亡成为时代潮流。通过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和鼓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并很快风靡全国。太炎先生当时明显受其影响，从其此间撰写的名著《?书》即可见一斑。但太炎先生并没有全盘吸收，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批判。如太炎先生对斯宾塞的“弱肉强食”、“兼弱攻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坚决反对，并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那里获得力量，即“合群明分”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王制》认为，人类对动物界的绝对优势，在于人的分工合作等礼仪。太炎因之提出“唯知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之（他族之辱，笔者注。）尔”的主张，强烈呼吁弱小民族应奋起反抗强者的鱼肉欺凌以自保。[5](p139)指出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 [6](p138)即用进化论可以宣扬中华古代文明以激荡爱国之心，若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运于当前中国，不正为列强侵略的理论根据吗？太炎先生一度对进化论很是欣赏，但不久便将进化论列为“四惑”之一，并提出著名的“俱分进化论”，认为人类的科学知识及智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化的，而人类的物质生活、道德观念，则是沿着苦乐善恶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同时发展。“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唯言智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恶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使随形，如网两之逐景”。[7](p386)太炎先生为何提出“俱分进化论”呢？一是因为时人往往将“害为正法”论与“优胜劣汰”论联系在一起。西方列强“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补为仁，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8](p357)太炎先生谴责帝国主义列强，进化就是他们“扩张兽性------是则进化之恶，有甚于未进化也”[9](p450)太炎先生痛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再之，太炎先生已经发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此诚社会道德之进善者”，但西方之恶也在发展，“富商大贾之与平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诸雇佣者之事其主人，皆忠尽瘁，犹必以佞媚济之。”[7](p450)故而太炎认为进化往往只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快乐，而给另一部分人造成更大的痛苦。太炎先生认为进化论来源于黑格尔的理论，而黑格尔虽主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但提出了著名的“终极目的”说，此也是太炎所不能同意的。太炎从荀子那里汲取其“性恶”说，认为仅仅顺其自然，道德不可能进化至善，而且“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10](p284)因此太炎先生又从《易经》中辩证法中汲取营养，“既济则暂，未济其恒”[11](p194)意思是说，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永恒的、绝对的。太炎先生在对西方进化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改造后，将之与《荀子》“人性论”、《易经》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奇妙的创造性结合，从而形成了章氏的“俱分进化论”。
《齐物论释》中的独特平等自由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被当时先进政治思想家接受。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很长时间里，虽太炎先生与资产阶级革命者一道，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而英勇斗争，但实际上，太炎先生在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上与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革命中及革命后，这种不同就会表现出来，甚至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太炎先生论述平等、自由的文字多且分散，较为集中体现在《齐物论释》中。在这篇著名文章中，太炎先生以佛解庄，以相对主义为轴心，展示自己对时间、事物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看法，突出了太炎先生独特的追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思想。当然，与其他革命者一样，太炎先生撰写《齐物论释》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思想意识上的追求，认识论上的发展，革命理想的描绘和坚守。太炎先生认为，庄子鼓吹万物齐一、“内圣外王”是为了从思想上泯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达到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太炎先生一生坚持反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绝对主义，摆脱身、心和物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和人生的绝对自由。他认为，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为他人而生。故儿女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9](p444)“人类社会者，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9](p448)所以在太炎先生心目中，个性解放、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是对封建思想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王国的理性反省。太炎先生强调，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并以“无分别智”否定事物之间的性质差异；事物的矛盾和差异都具有相对性质，而不具有绝对和永恒。万物之间并非孤立隔绝，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都有着内在联系。事物并非简单的同一，也非隔绝的众多，同一中有众多，众多中有同一。太炎先生之所以再释庄子《齐物论》，目的是论证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从而达到万物齐一的真正平等。“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12](p61)太炎先生的平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笔者姑且称之为“大平等”、“宇宙的平等”。太炎指出：“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13](p308)“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14](p64-p65)太炎先生的平等是“宇宙的平等”，而自由则是“无待”的自由，即摆脱世间一切物质、精神、肉体、制度、公理等等束缚，完全“自倚自发自主”的自由。“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底自由，人亦不侵犯我底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自。他以为人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子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14](64)可见，在革命家及知识精英们高举西方的自由平等的大旗，并努力在中国实现这些观念的时候，太炎先生则以佛教释庄子，丰富了佛教的内涵，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理念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有着章氏著名的平等自由观。
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和改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实践的同时，对明天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进行诸多设想，而几乎在同时，立宪派也在鼓吹实行宪政的诸多好处。他们不管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民族共和”，大都全力模仿或全盘吸收西方的政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太炎先生显示出了与常人不同的智慧和远见。他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诸多不足并予以批判，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制度的设想。其中一些观点体现于他的一篇政论文章《代议然否论》中。至今尚有不少人因此认为太炎先生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其间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虽然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但可以说太炎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丢过。他对代议制的怀疑甚至批判，说明了先生政治眼光的锐利和远大，远超过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代议然否论》作于1908年10月，当时国内，立宪运动声势浩大，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活动，立宪派兴奋之余，准备大干一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反对“君主立宪”，但由于忙于革命，对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大部分革命者也未做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太炎先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研究，对西方的代议制进行深刻的思考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太炎先生深深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深爱戴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握并热爱中华民族的历史，因而在其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时，总能做到互相参照，各有取舍，去粗取精，进行较为合理的结合吸纳，最后形成带有明显章氏印记的政治主张和见解。
首先，太炎先生不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本身。早年，在维新变法时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心向往之，美利坚政治制度“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15](p264)但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研究的加深，太炎先生逐渐看清了西方所谓文明民主制度的不足和虚伪。更为重要的是，太炎一向以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化思想制度即使是很适合该民族国家，也不能全盘吸收。他认为代议论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早就已经超过了实行代议制的时代，中国不应全盘袭用欧美、日本的代议制。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识字者极少，经济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无法进行有效公正的议员选举。太炎先生为此列出一些具体细致的理由，今日看来也不无道理。章氏还以为，实行代议制与三民主义相矛盾，会因为分配议员名额而分为“联州”进而造成国家分裂，“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且举美国为例，议员“豪右”致使“垄断”更甚且议员享有豁免权，太炎将之称为“数十百议皇”。所以，实行代议制与民族、民生、民权主义是抵触的。太炎先生还列举西方议院中的许多丑陋和弊端。
既然如此，中国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太炎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设想。
政治上不设议会，由国民直接选举出总统，总统必须从前届政府大员或中央某一部门主管人员中选出。须对总统进行限权、分权的办法，进行行政（包括国防、外交）、司法、教育三权分立法。那么如何立法呢？“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且“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吏，法吏逮而治之。”先生还特意指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的自由。另外，太炎在经济上也提出了一些控制纸币贬值，乱发纸币的办法，以及抑制豪强、官商结合的设想。[16](p306-p307)从此可见，太炎先生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的主张，主旨是反对封建帝制，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并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以历史上明代的地方政治制度为基础（明代地方机构实行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互相监督牵制的制度），仿效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创造性提出其实是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之说，现今颇成为各国定制，然吾国于三权而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17](p533)
地方自治主义
是太炎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提出、鼓吹并进行一定社会实践、产生一定影响的政治主张。众所周知，太炎先生在1920年前是一直赞成全国统一的共和制的，为何转向地方自治呢？其实，太炎早在戊戌变法刚失败不久，就提出了“分镇”、“封建”思想，即将全国分为“王畿”和五“道”，而中央与“道”的关系非常松散。“道”拥有一切“行政属吏”之权。“这一新的体制将国家的权力中心已由中央下放到地方”[18](p107)太炎积极主张地方自治，是他全力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一贯思想在其建立政治制度主张上的反应。太炎先生的自治理论包括三个阶段，即省自治、联省自治、行政委员联邦制。省自治即一省大行政司法军政之权力均由该省人民治理，“自治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系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分别主持民、军二政。然后，将已经自治的数省联合，即可实行联省自治。“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货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卷之权，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 [19](p752-p753)第三阶段，在各省完成自治的基础上，由省议会制定联邦宪法，“------联邦制成后，明定中央政府，用合议制，以诸委员行之”，这样一来就可以除去自民国成立以来频频引起争端的“三蠹”[20](p758)。无庸置疑，在太炎先生的“自治”理论之下，既是勉强能维持统一，中央政府也只是一个软弱的象征性的政府。1924年，太炎更是提出了“分治”的主张，即自治后，“各省自治而上，尚需分为数国，或分为二，或分为三，或分为四、五，悉由形势便利、军民愿望而成”。他认为这样的“兄弟分财”可以减少内讧，还可以阻止中央政府的卖国行为。“观西南东北诸省，自理外交，其优胜远非北京政府可比”[21](p798)由此可见，太炎先生的地方自治主义，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分镇”、“封建”说，又杂糅西方国家的“联邦”思想。主观上是为了消除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的局面，从而实现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民主理想。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主观的出发点还是积极的。
以上是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主要政治主张和理论。当然，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主张、政治理论还有很多。其实，综其一生来看，每次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太炎先生总要发表政治声明或意见、主张。作为举世罕见的“国学大师”，太炎先生在道德建设、文化传承、宗教观、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等等都有很好的见解，仍值得今人认真的阅读和反思。
我们在回顾太炎先生上面几例政治主张和见解后，就会发现一些明显特征：一 、太炎先生顺应了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时代潮流。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历史，也是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也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也是向西方学习并变革自己的历史。太炎先生亦不例外。在其一生政治活动最为辉煌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政治理论大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制度。二 、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始终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守护与发展相统一。坚持以我为主，西方文化仅为“我”所用，是西方文化适应并融化于“我”，而绝对不是“我”去适应西方文化。即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太炎先生曾将主张全盘西化崇洋媚外者批评为“第一种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22](p505)太炎先生对历史尤其中国历史极为熟悉，又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厚的感情、更为精深的了解和同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的把握和运用更胜人一（或多）筹。因此，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时候，能以历史的眼光、精准地抓住西方文化的精髓，发现其缺失和不足，并从浩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相应的精华，找到恰适的结合点，以中国传统为主，将两种文化巧妙地创造性的结合，形成具有章氏风格的政治主张、思想和理论。同时也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当然，章氏的这种创造和结合，有的较为合理，有的有合理性，有的理论就不正确。但太炎先生的这种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态度，不仅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出现的所谓“西化派”、“保守派”应当学习和借鉴的；对于如今开放年代的国人，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五花八门的冲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可惜的是，太炎先生可能是超过他的时代，或是时代落在他的后面。他的一些有远见的、富有理性的主张和思想，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竟然鲜有赞同甚至同情和理解者。中国近代的“激进”与“保守”合力掀起的时代大潮很快将大师的呐喊彻底淹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或“循环”，在反复折磨着我们的先人及今人：即在国人最需要理性的时候，往往最缺少理性或难以做到理性；而少数具有理性者，又往往被时代所抛弃或批判，这似乎是少数智者个人的悲剧，其实却是整个一代甚至几代后人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剧。这让人不能不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想起他对待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态度；想起他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的作为；想起他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和发展。
参观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2]章太炎：《?汉微言》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979年版，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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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章太炎：《?书·刑官》，《章太炎全集》(三)，1984年版。
[1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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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章太炎：《联省自治虚置府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0]章太炎：《弥乱在去三蠹》，《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1]章太炎：《改革意见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2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重头戏。比如在高一的中国近代史中，曾多次出现晚清重臣李鸿章，史学界历来对其评价就大有争议，前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走向共和》,又引发了在网络媒体中对李鸿章的大肆争论。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李鸿章？中学生对李鸿章并不熟知，仅凭教材中讲到的李鸿章办洋务、签订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远不足以让学生全面了解李鸿章其人，于是我布置了一个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写一则评价李鸿章的小论文。暂且不说这次活动效果如何，我对李鸿章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着从中国近代化这一角度认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李鸿章的评价又有进一步的变化。当代已逝著名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将李鸿章提升到了与中国近代化紧密联系的高度。纵观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笔者欲从中进一步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鸿章一人。在所有的洋务官僚中，李鸿章兴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涉及的范围最广，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中国近代化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商业铁路、中国人自行架设的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等等，因而被看作是洋务派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旗手。李鸿章虽然也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他对中外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放眼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他审时度势，把当时中外形势概括为两句话：“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由于李鸿章思想较为开明，办洋务最为积极，因而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谩骂和攻击，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大声疾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他以办洋务求“自强”为己任，摆出“舍我其谁”的姿态，并雄心勃勃地表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二、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影响和评价
李鸿章所从事的近代化活动其成效虽“不足御侮”,没有使中国真正走向自强和富有，更没有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当时，中国军事、外交屡遭失败，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而不在于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知道，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上有朝廷的掣肘，下有国人的愚昧，中有保守同僚的诘难。当时有人攻击他是想“以夷变夏”的乱臣贼子。李鸿章“有倡无和”,概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办不成”,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1872年，李鸿章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甚不咋舌”;1874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1880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等莫名其妙的攻击；1888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像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李鸿章发出悲凉的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唉！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作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结合。从主观动机看，李鸿章主办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从客观效果分析，洋务运动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洋务运动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积极性大于消极性。根据马克思辨证唯物论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存在一个内部支配的一般规律。李鸿章的洋务实践活动，也正是表面上偶然性所支配，实际上服从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活动的进程也服从了中国近代化。
参考文献：
[1]牟安世。《洋务运动》载《中学历史教参》2005年第3期
[2]鲁 洁。《历史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
[3]李舒瑾。《关于洋务运动性质的再讨论》载《洛阳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4]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载《东岳论从》2000年第23期
[5]朱春花。《李鸿章的功与过》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膨英明。《洋务与卖国小论》载《光明日报》1979年8月12日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3
[关键词]：中国近代 文化 保守主义 思潮
一、近代史上的两种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以降，面对飘洋东来、以新型工业资本社会形态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能否继续延展其几千年来不绝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长期纷纭不决的一大公案。文化保守主义便是在这场争论中对此始终持肯定态度，并身体力行地为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魂而呐喊的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流派。
说到保守主义，人们总不免将落后、守旧的贬义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决不全面。因为它还常常用来指对于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便是依据这一含义界定的。
在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有人认为这一思潮在我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1]也有的将其上溯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2]甚至还有把近代早期的封建正统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为“文化传统主义”思想脉络在各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加以综论的。[3]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时段概念，即指自***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人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于后一概念的把握显然更为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为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不仅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意态。进人近代以后，那种以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深闭固守传统文化的一切，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坚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质和主体不可变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但由于这类观念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看，都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觉的近代意识或以这种意识为主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段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人，还极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从近代前期视一切洋货洋物为“奇技淫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浊流的封建遗老，都是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血脉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务派的文化观，虽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较为务实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还是以顽固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因其基本立场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故本质上，也只能流为一种封建保守文化的变形。在其所设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体现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精神的“中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学或新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和补充，且这种有限的西学吸纳，也是以不损及封建秩序的稳定及其统治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因此，自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先前的对手顽固派，思想上实已合为一流，《劝学篇》在当时受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绅叶德辉、苏舆等顽固派人士的交口称誉，便是一种明证。
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仅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即使对于所钟爱的传统文化，也不一味偏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其文化观的内涵和关切目标都已显露出一种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从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学者史华慈(B. Schwaitz)所谓“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存下来的文化要素。”[4]指的正是这类文化保守主义。
依据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可明显地划为二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待主导的地位，不仅在于凭藉其原先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进人近代，本非其内部诸近代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运动中被裹挟卷人近代化潮流的。这种被动的过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的同时，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酝酿发展呈现出一种滞后状态。加之当时社会上下因普遍憎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对近代西学的输人亦往往连带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因素还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渐次展开和新文化观念在学术、教育、社会习俗诸领域的传播渗透，使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权威大为衰落，纲常名教也遭到抨击，以至于谭嗣同激烈地发出了“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5]的呼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步步失败的实践，也使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戊戌至庚子间保守派疯狂镇压维新、盲目排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其昏态毕露，人心尽失，并直接导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不复可振。、当然，这并非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从此已告绝迹。事实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遗绪依然存在，只不过因声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说不上有什么公开的号召力了。此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和文化思潮演变超乎常态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该派人员构成、运思模式前后也不无一些变化。大抵说来，到二十世纪初年，整个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实际上已成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合流之势，朝廷中最为顽固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等，经过庚子事变，或死或关或杀，剩下的迫于时势，在观念上遂向洋务派靠拢，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新政”，便是这种保守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一阵营又加人了部分原先有立宪倾向的人物，显得流品更杂，甚至对晚清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也有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着它的封建保守主义基本立场有所改变，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在时代大潮一往无前的冲击下，旧文化势力无可奈何、步步退却的窘态。
在中国，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二十世纪初年。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细审其政治倾向、运作目标和价值观念，都与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和形态的差异。故在考察和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时，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派生物，因为它本非这根藤上结的瓜，它的产生实在是别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时下有些人谈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喜欢用“中体西用”几个字来概括其文化观的基本倾向，甚至说他们仍未脱出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洋务派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我以为，用“中体西用”的词义来概括某种思想结构的状态未尝不可，但因此而将这种思想结构与晚清洋务派一律划上等号则大可不必。因为“中体”两字的涵义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务派的“中体”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专制为载体的政统和名教纲常为核心的道统相结合的封建文化体制；而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所肯认的“中体”，则更注重于体现民族历史精神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将中国文化的道统与旧政统分离出来，还极力赋予其非封建性甚至现代意义的诊释，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学者陈寅倍自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
间”，[6]便将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务派一样。
诚然，由于这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所凭藉的基本思想资源都是传统文化，其语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观念，常不免有相似之处，以致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进步学者一概视为封建文化的余绪而加以斥责。近年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则又有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将某些本属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或人物混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加以评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义本身所具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对这一近代文化现象进行更为深人细致的分析，我们便不能不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
二、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的考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几乎是与“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种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7]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依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察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政治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依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丁此。”即西人对此，亦未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疚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8]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9]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剧和西学输人潮的急速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略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故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十，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靡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10]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发达，竟“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正大光明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诅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晌而国将无与立钦！”[11]须知近代以来，西方英、俄等列强侵灭某些弱小国家，就是采用变乱其国学语言，进而灭其种性的手段来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整体危机感，激发了他们试图以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保国保种”的文化保守意识。
二是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当二十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大规模输入和学习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们的批判，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近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固然促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内在矛盾。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首先爆发。十九世纪中叶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其体制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抨击。如英国的飘锦(A. W. Pugin, 1812一1852、纳斯钦(John Ruskin, 1809一1900)与莫理斯(William Morris, 1834一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恶、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一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狠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质主义之中”。[12]法国的蒲鲁东(Piuudhon, 1809一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一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一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日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胺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13]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川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政治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不少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大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人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士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政治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睿、梅光迪、胡先骄、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致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东方文化派本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总称，其人员包括《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及章士钊、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路，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粹派山于受到瓜分危机的深刻刺激，其文化思路突出的是民族主义这一主基调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似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此种思潮流变的动向，除了受到时代进步和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支持外，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信仰危机”和企望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偏失的意识，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而世界文化价值多元论的则获得了相对活跃的空间。学衡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观便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他们不但能以较为理智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还极力主张民族文化应走出国门，贡诸世界。这种立足于文化多向互动的世界主义意识，不独表现为他们的西学素养乃至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整体上已进入一个较高的认识层面；更在于他们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思索，已开始注意从世界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中加以判定，故无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都应视为推动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觉表现。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他们的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深度仍嫌不足，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亦不免失于宽泛笼统，但已逐步确立起基本的运思方向和理论构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对后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进人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是在二十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建设方向依然为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界所关注。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所引发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从基本内容看，虽然只是“五四”以来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余波，且《宣言)本身所论亦并无深刻之见，但却引起了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响应。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讨论中，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字达一百五十余篇，[14]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前有所推进。通过讨论，“全盘西化论”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价亦渐趋全面，并从学理上加深了人们对中西文化差异及“现代化”内涵的总体认识。不难看出，“中国木位文化”论者以折中调和姿态打出的“不守旧，不盲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旗号，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人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间题。
最能显示此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流色彩的，则是现代新儒家的活动。该派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张君动、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五四”时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开打出现代“新孔学”的旗号，鼓吹复兴儒学，将全世界都引导到“孔子的路上”。在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动复极力倡导以宋明理学的道德精神涵养现代人性，以救时弊。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部分人士的响应，这些人互通声息，有的还结为学社进行团体活动，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宗旨甚至学术传授系统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三十年代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活动集中体现在二个重要方一面。一是社会改造的实践尝试，这主要以梁漱溟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二是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为代表。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和实践，前后长达九年，虽然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却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章。而熊十力等人持久不懈的思想耕耘，则为这一学派构筑起了日趋深密精致的文化哲学体系，并由此奠定了其日后运作的基本方向。
综上可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显示r一种逐步深化的趋势。大致“五四”之前，其运作多局限于一般文化主张的阐发；二十年代中叶以后，则开始进人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建设阶段。这种演变，既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不断积累衍化的自然结果，也与整个社会乃至各种思潮的互动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从它身上映照出的，决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特征。
三、如何认识现代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互动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是近年来学术界时常论及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对两者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近代文化建设本该遵循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这种看法，确乎是折衷至当之论，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迟来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体察一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曲折历程，便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思潮间的左右震荡和冲突，不仅客观上很难避免，而且还存在着某一方面的历史合理性。
按照旧时中国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恋旧的一般社会心态，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线的。是以在进人近代社会的最初半个多世纪里，上自朝廷，下至间里，无不谨谨以“保守”为务。即使是主张改革的，也不得不极力从旧经史中发掘“变易”、“维新”的训条，或者编织出“西学源出中国”的故事，以减少革新的阻力。然而，这种保守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头地赔款和民族耻辱。在几经失望到绝望的痛苦仿徨之后，激进主义才开始找到了其发酵的社会土壤，并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最具社会感召力的时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视之，“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力倡“根本排斥”传统文化和“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现代文化建设路向自然不见得都妥当。但对此，一些当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胡适就说过，他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乃是因为新文化建设“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网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15]这可以算作他的“全盘西化”论正解。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摆诸当日中国的情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应验了文化变迁史上“矫枉难免过正”的常态。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对激进主义不满而起的反动，实际上却自有其更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文化演变的态势而言，现代化潮流的急邃推进，在不断拓展其进步空间的同时，必然会因新旧体制的大转换而伴生难免的阵痛。这中间，不仅包括陈寅惜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16]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怅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还因“破立”之际的剧烈震荡和文化改造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粗浅欠缺，势必使社会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不安乃至抵触，尤其是当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和弊端而难以自解时，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并长期影响不衰的社会思想基础所在。
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路线上，“西化”或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模式的更新主张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个社会体制以“变革开新”为主题的大趋势，因而得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而文化保守主义却时运不济，一直受到社会的相对冷落。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统治集团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改变此种颓势。
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总体文化思路与“当下”时代使命间的某些脱节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结构变动。由于该过程是在强敌频侵和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成了这一变革年代最为激越悲壮的主旋律，任何文化思潮、流派、主张与运动，只有当它和这个主旋律的节奏合拍时，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或呼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十民族救亡这一方面的时代主题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如晚清和抗日战争时)形成特有的影响，但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滞缓，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而是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这类现代病。这样的主张，理所当然地不为历史所认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主脉或即或离的状态，框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并不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是树立了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形象。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大多是深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容或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但却无不浸透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其对新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弱点和将文化更新简单化做法的批评，也足以启人深思。故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趋势看，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仁实起着推动其不断由表层拓向深处，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趋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上虽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上则并不与当时的保守政权为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都采用过笼络或威逼手法，试图令其服从于当局的保守政治，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三十年代“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17]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1946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问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一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了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18]这种现代学人的独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他们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设性的贡献。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一条从不断流的长河，精神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极强的延续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正须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新局面来。鉴此，其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意义”的成份，如人生哲学、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学观念与方法的挖掘，还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互补、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是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并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惜、柳治徽、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独到的一面。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一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见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见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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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嗣同：《仁学》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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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一1927)》(下册)1984年版第1025, 1079页。
[8]张之洞：《劝学篇)“明纲”、“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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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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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
[13]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六、七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4一956页。
[14]此据罗荣渠《从“酉化”到“现代化”》(载1989年2月2l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统计。
[15]胡适：《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
[16]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俗学术文化随笔》第4页。
[17]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4
2015年10月内蒙古自考科目安排
专业代码及名称 10月17日上午 10月17日下午 10月18日上午 10月18日下午 不考外语加试课 00000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07673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05828 自然科学基础（二） 00822 计算机文化基础 05829 金融(本) 020106 保险学原理 0007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金融 00076 金融市场学 0007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经济管理(本) 020125 西方经济学 0013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电子商务基础及实务 0349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生产运作与管理 08920 英语(二) 00015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财务管理 00803 工商企业管理(本) 0202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质量管理(一) 0015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会计(本) 020204 会计制度设计 0016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高级财务会计 0015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财务报表分析(一) 00161 市场营销(本) 020208 国际商务谈判 0018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市场营销策划0018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国际市场营销学 00098 旅游管理(本) 02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导游学概论 06123 客源国概况 002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旅游景区管理 06153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8 人力资源管理(本) 0202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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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7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作物栽培学(一) 00130 园林(本) 0901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园林景观设计 07902 园林测量 0789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894 畜牧兽医(本) 0904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经济动物生产学 06775 农业推广学 02678 动物遗传育种学 0279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家畜饲养管理学 02797 护理学(本) 1007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护理管理学 03006外科护理学(二) 0320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老年护理学 04435 英语(二) 00015社区护理学(一) 03004妇产科护理学(二) 03010 药学(本) 100805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有机化学(五) 05522 分子生物学 02087 物理化学(二) 0205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会计(专) 020203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09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5 基础会计学 00041中级财务会计 0015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企业管理概论 00144 旅游管理(专) 0202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09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饭店餐饮管理 00201 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0020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内蒙古民俗 05587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 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就业与培训 03314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41 工伤保险 03319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医疗与生育保险 03318 法律(专) 0301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宪法学 05679 刑法学 0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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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专) 0503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传播学概论 0064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管理学 00107 公共关系策划 0064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新闻学(专) 05030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0新闻心理学 00657 中国新闻事业史 0065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 视觉传达设计(专) 0504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设计概论 0068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机电一体化工程(专) 0803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机械设计基础 0218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电工技术基础 02232 房屋建筑工程(专) 0808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工程力学(二) 0239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土木工程制图 0238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00170 交通运输(专) 0817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英语(一) 00012运行组织 02570 铁道工程(专) 0817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铁路桥梁 05592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新技术混凝土结构 0693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铁路现代企业制度基础 07141 机车车辆(专) 081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铁道机械设计基础 06354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计算机在机车车辆中的应用 0714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机车构造原理 06357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铁路现代企业制度基础 07141 畜牧兽医(专) 090414 兽医学 0171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 0276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牧场设计与管理 08771 兽医药理学 02787 护理学(专) 100701 病理学 0290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药理学(一) 02903护理伦理学 02996 医学心理学 0211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外科护理学(一) 03001妇产科护理学(一) 03002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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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 篇5
关键词：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反思
后文革时期（1976年至今）的中国史学对21世纪的史学走向影响很大。文革已经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研究者所渐渐淡忘、淡化，它的影子越来越遥远、模糊，对它的反思渐渐失却听众，"文革情结"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那么，如何评估后文革时期的中国史学（以狭义上的中国近代史学为主）呢？这牵涉到生存危机（subsistence crisis）问题。表现有二：其一，学界缺乏的是震撼力的成果（多是"承乏"之作），流露的往往是做作的苍凉。现今学界论著有如泉涌，但再过十年二十年后，还值得提及、纪念的，会不会廖若星辰？五十年呢？又有谁属于耀眼的晨星，隐没于另一个时代的曙光里？其二，许多问题研究不是清晰了而是糊涂了。有些问题本来可以说清楚，但就是说不清、道不明。
基于此，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束缚了历史？哪儿出了毛病？现在的学者在想什么？
有一点毫无疑问，一个必须变革、打烂一切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史学改革（甚至是革命）的前夜。
一、研究内容
对逝去如斯的历史遗迹，需要重新定位。
1、叠加--"再生"历史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研究什么？历史回收站是垃圾处理场还是知识精品廊？我们必须反思知识体系本身。
历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原生形态的历史与次生形态的历史，这其中，治史者本身感情的注入、认同标准起了很大作用。毕竟，历史记忆是按照一种历史积淀的标准（直感记录）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选择的。
金克木在《秦汉历史数学》一文中说："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但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1]这里说的是原滋原味的原生历史。
但是，展现在我们治史者眼前的往往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膨胀性历史。鲁迅在《华盖集o忽然想起》中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萨义德提出了"理论旅行"假说：一种理论在其流行之中形成的潮流，可以使文化、知识得以滋润，也会变异。近代历史被摆在现代屠案、祭坛上，任人宰割，近代的人们被当代史学导演们强行套上了与之身份不符的现代文化衫。
历史衍化为滑稽的历史、意念中的历史--不真实的历史，臆言--狗尾续貂，历史产生了分泌物--病料，连词语也被意识形态化了。这其中，意识架构、文化定势--解读的参照系、实用层面的效验--意识转换的关键等都起着作用，它们是史学中那"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
信史难求，假史化为信史时，错误就渐渐地生出美丽。治史者成了化妆师。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内容就是经过一道道程序制作出来的。如琦善，先是宰辅大臣，接着变成奸臣，而后是卖国贼；洪仁？，先是外国侵略者人，再是大英雄（气节上），后是改革家；又如缠足，先论美丑，依次论的是卫生话语、国运、祸水论。历史就是如此的叠加。
历史上存在有当事人都不知道但却实实在在的内容，如赵州桥所蕴含的拱桥力学原理、天坛回音壁所蕴含的声学原理，等等。阐述这些问题时，千万要小心，一不注意就衍化、生成人为历史。
传统封建思想严重的洪秀全，身上却挂满了反封建的花环。自发也同时化为自觉。
治史者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治史者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权利"创造历史，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大缠足时的呻吟，抹去放足时的呻吟。凭心而论，***战争的影响有没有被过于放大？历史本来没有谜，谜乃后人的创造。
中国历史是双层的，官方层面与民间层面，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演化为由个性化描述向集体狂欢的过渡，历史正是对这种集体狂欢的积淀成记忆--集体记忆。
一切历史之所以都是当代史，一代人之所以有一代人的史学，是基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思想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观念史，这使得思想史有一些代相叠加的积淀，而渐渐衍化为历史，其中一部分化为学术史，一部分溶入历史本身。
对当下性影响的强调，使得今天看来大逆不道，可能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能需要什么就在历史上找些什么，全然不顾当时人话语的语境。
哥伦布想去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常常如是啊！
治史者之所以常常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常常企图驾驭历史。
我们需要反璞归真，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2、盲点--尘封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脚步太过匆忙，史学研究也随之浮光掠影，着意于表态的廓清层次--显性历史，从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点，即历史记忆的缺失--忘却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历史。
潜规则--体制外运作，潜藏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丧失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
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是什么？不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而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战争像一把锋利的刀，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割不断有着数千年文化的中国历史。西学的影响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传统的正负面影响的交织。如张之洞，人们往往关注他的中体西用，而忽略了他的通经致用，死守底线。对复杂人物的诠释，单纯从西方影响一面来看，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他理解么？传统社会伴有相契合（暗合）的文化，历史进入近代后传统的破坏伴随而来的是外来方法，水土不服。西学内化，谈何容易。
爱国是近代一个核心观念，但是，近代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原生形态究竟如何？
人们关注的是反缠足运动，而对妇女放足后的心理落差等却几乎无人问津。
制度与观念之间有一个先后，这是差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了人的观念与现行法治的冲突。理论上的"好现象"到了实践中却使人无法叫好，法律制订者的意愿与法律实际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南辕北辙。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关注良好愿望，予以理论层次的肯定，而忽视实践层面上的结果。
审美观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撑这种观念的社会交往体制和社会方式，当然更为广阔深厚。审美与健康的关联次于与经济、政治的关联，如在20世纪初西欧人以胖为美，而今则以瘦、黑为美，以凸现个人为美，即为一例。
诉诸"性理名教"，往往导致忽略"事实真情"与细节，及其中包含的启迪与意义。道德一旦上升到批判层面，细节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中所蕴涵的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部头的人物传记？为什么没有影响大的女哲学家？
实际中先有社会史，后有社会学，而学科的形成却是先有社会学而后有社会史，这是为什么？
儿童史，贫苦文化、地主文化，更是无人问津。
近代自由分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内在的自由要求与外在的自由空间。但这只是荒野上开放的寂寞的自由之花，无声无息，无人喝彩。
我们总是说工人+农民是天然联盟，事实上绅+商也是天然联盟。四民之首+四民之殿。士农工商被分解为士+商和农+工，近代社会被简单化了。
现今学者注重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90年代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但对80年代则重视不足，仅有的关注也只是西南少数中法战争史研究者。从研究商人的角度不可不重视8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维新扶持的是政商，80年代则出售国有企业。日本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80年代。清政府错过了对民族、国家甚而自身统治都十分有利的绝佳时机，我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
太多太多的盲点，太多太多的遗珠……
是史学的魅力使以至此么？不是，是情感使然。
历史就像墓地一样，一进入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永远没有立足之地，不论你是唯物主义者与否。我们需要在现实的爱、恨与超脱的心中寻找一种恬淡，追求中性认识，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处、阴影、黑幕里，减少盲点。
当然，尽管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客观，但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还很丰富呢），再加以最最基本之民族、国家感情等，要做到理智，又谈何容易？正如简又文所说：我之成为太平天国之热烈同情者，正因为其是民族革命大运动。这是一把充满矛盾的双刃剑。
3、下层史学--需要打捞的历史
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时间断划则是，熟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次生熟地：***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战争，生地：北洋军阀。
现今治史者喜欢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细作，生地则尽管需要付出开辟莘莱的艰辛，但粗放式的劳动也可能有收获。熟地研究者人数减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
近代史还有多少生荒地呢？在哪？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80年代结束后，社会思潮有一种虚无颓废的失败主义氛围，正在寻求向下突破。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史学走向中的下层取向呢？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学，它占据着主流史学的地位。治史者喜欢研究少数，不喜欢研究多数，喜欢研究另类，不喜欢研究同类。但问题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众还是精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更多的是纤细的小手，还是布满老茧的大手？
精英史学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结果是：思想史成为智者的历史，成了思想家的历史--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们心中预存一个对思想历史的价值判断尺度--进化谱系，二三流的思想家大多忽略不计，如酱缸般腌制标本，思想家成为孤独的受难图像，而民间思想--思想史上的黑洞被视如粪土，民众被边缘化了，是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争中才身影偶闪；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观就像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幽灵；幽深难测恰可对应现实研究中的浅薄与苍白的民间话语，却无人问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叙事掩饰了历史多种可能性，历史仿佛光荣榜，宁缺毋滥；错置历史，时空倒错，地方性知识--普遍知识匮乏；后设的价值支配着选择，这也决定了那些是凸显的焦点，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打捞历史……
其实，不仅精英、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思想史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美人永远需要小丑，英雄永远需要民众，也离不开民众。贬低"低"层次民众意识，不公平。乡土社会仿佛不同生态中的物种，"普同性分类"（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简单国家动员的乡土化演绎或许不足彻底解决地方性问题。民间史学可以打破朝代的断划，与民众的目光相遇，将置身于神郎与紫色的云雾之间。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新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历史的遗憾。毕竟，历史是万民与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却是平民的***。
历史描述显然需要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轻其所当轻，重其所当重。
有人认为晚清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建立在精英史学僵直范式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研究视野的下移是深化的标志，如商会研究由沪、津、苏州而潍县、高阳、无锡等。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从帝王将相的谱牒向集体的人群复归，如平民史学、大众史学、街头文化、乡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草根文化（grass-roots culture），强调的是受众、回路。
赵世瑜提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主张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及黄仁宇书写《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个所谓的没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都是抛开快底层半拍的精英圈，而去关注民生，将交错盘桓的下层或"不重要时期"纳入视野。
当然，史学走向下层也伴生出其它一些问题：碎化、抽象……
80年代以来史学的进步是以领域的变化来推动的，其表征是新辟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商会史等。1981年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拉开了近代史研究内容外延的序幕。历史趋于精细化，对历史演变历程的非实质性把握，追求冷僻、猎奇猎艳等碎化现象叠现，史学的边际效益很差。
作为对年鉴学派总体史特点的背叛的历史的碎化，易于导向历史的不可知，就像把握图画，过于着意于细节，会使人们无所适从。
如果思想派系的归属--分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那么历史该如何抽象呢？模糊史学的引出，说明历史宜粗不宜细。
二、理论问题
理论问题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软肋，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引进了西方理论，但向西方学习，模仿的多，创新的少，就连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除了留下所谓的历史本体论--发展了的历史唯物论之外，又有什么？其他冒称先锋、前卫与新潮者，更是不值一提。
1、理论霸权--铁律
问：史学就是史料学么？一个乏味的问题。
答：史学研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味的史料罗列。也是一个乏味的的答案。
之所以乏味，是因为不该是问题，这真是一则现代童话，无骨的苍白。一抹抛送给西下斜阳的叹息，又如废墟中的挽歌，美则美矣，但几多感慨，又有谁知？
理论形构，理论导引主义、多元主义，万万不可慢忽。新的历史观念是史学突破的前提、热点，历史学如若失去其理论内生机制，它就将失却除形式之外的一切，正所谓外强中干，败絮其中。
基础理论的匮乏，使人们在面对一堆资料时看不出问题，看不深问题，说不出所以然。
对理论狭隘地、实用主义地利用，而不是系统全面地理解，难有好的结果。
罗尔纲在1944年用考据方法将太平天国革命背景归纳为六点：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和会党等，但这些因素在唯物史观支配下就被淡化了，剩下的只是阶级斗争。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发现曾国藩攻下天京后上折诬称太平天国火烧天京，是从地主阶级欺骗性、贪婪性出发，而不相信曾国藩的虚报的。过去如此，现在呢？
20世纪是唯物史观的世纪，对之，我们在宣扬、歌颂之余，似乎忽视了其背后的原因；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最大缺憾是将理论教条化，将历史简约化、公式化了。
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造就了正统主流史学的单一模式，其结果是学术界盛行三种霸权：理论霸权、学术霸权、政治霸权，这是一种反历史现象，是思想失范。毕竟，天下理论不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
我们经常引用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来证明我们引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必然，其实，这恰恰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国外的理论多元化与大陆理论的相形之下的单一指导。
史学理论不要怕杂，如似生物界，杂了才能产生新品种！
海派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异化，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
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改良、革命，一加上"主义"二字就不对了。
采用海外新理论、新方法（寒天得裘、雪中送炭式的）是不是一定会与马克思主义绝然对立？是不是一定以贬斥马克思主义为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经典理论，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没有可兼容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历史学有没有无待验证的前提、观点？历史发展只有一个方向的历史哲学已经过时，又有什么是永恒神圣的铁律--终极理论？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没有公式、定律。
问：我可否化约理论？一个梦中的问题。
答：不行，绝对。不是一个梦中的答案。
2、范式--看不见的手
范式=范型=常规范畴，亦即规范（paradigm），涉及的是普适性问题。
试举例：
范式之一：商品经济发展导向资本主义。
范式之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高度集中。事实上是正态分布。
范式之三：地租剥削引发农村矛盾激化。是工商业还是地租剥削引发农村矛盾激化？是前者。
范式之四：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不相容。
范式之五：农民落后、愚昧。西奥多o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概念：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
范式之六：西方至上的冲击回应模式。其表现之一就是：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弊端。西方化--一个太糟糕的趋向。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探讨了28种文明，任何一种衰落均源于内部原因。现在流行的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而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生命周期文明观。世界中心是外在的阿基米德点，处于各地区横向整合的各个节点上。
范式之七：对我国早期现代化（early modernities）基础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1700年，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欧洲的4倍。[2]据政治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80年代的估计，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到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一直到第二次***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的工业产值只是中国的40%。[3]世界史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认为，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4]
范式之八：发展进化阶段划分。可不可以有一些别的什么表示？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这种划分虽可商榷，但尝试是可取的。
范式之九：赋予传统以保守的特质，其反证就是天人合一。其实传统应该是动态的传统，无固化传统。传统无恒定内核，要憧憬其复兴。
……
范式的制约在于无形之中，它作为多种模式（包括对立模式）的共同支点，不仅导引人们去做什么，想什么，更在于不做什么，不想什么。这叫缘生性纽带（primordial ties）。
范式的关键在于我们长期以来未予以正视、自然而然中渐积而成的偏见，读这种"规律性"铸就的历史容易造成某种阅读惯性和思维惰性，这样，许多习以为常的成见就渐渐隐藏于当然之中。人们不会去证伪传统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范式在昭彰了一部分历史的同时，也淹没、遗弃了另一部分历史。
此外，范式还隐含着许多价值判断：
基于长期以来男女关系的不平等，而视自然的两性分工为男尊女卑，女权主义滥觞，要想女权而不主义，何等艰难？忽视妇女固有特征，鼓吹妇女解放，消灭女性特征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足取。
以***战争为上限暗含有中方被动、落后，西方主动、先进等价值判断预设在里面，遂引起诸多不满，主宰了近代史的研究。
有些名词如买办、科举（被妖魔化）等就暗含（暗示性方式）有否定价值判断。
有些范式还导致史学研究中陷入矛盾性误区：
现实中的改革（亦即改良）与史学研究中的鼓吹革命。
近代被肯定的人物，大都主张西学，而这些人物之所以被肯定也是因为西学，只要主张西学就一定被肯定，可以说，西学是近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但西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媚外，联系到现实中需要加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人们陷入深深的文化亡种的忧虑，使得历史与现实][的反差突现。
一方面认为***战争期间中国已经落伍，但又认为坚持抵抗可获得胜利；一方面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而同时又肯定林则徐代表正确方向，只要坚定实施，中国就有希望。
清末铁路国有问题，多认为伤害了商人利益，但铁路国有政策应予肯定，这是一个矛盾。
论及一战黄金期形成的原因，多强调外在市场因素，而为贬低袁世凯政府，不提内生机制，这样，外因超越内因，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二次革命中上海商人对革命的抵制态度，人们评价是政治关怀如一：追求一个能够发展实业的环境和保护民生的政府，但却否定袁世凯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
应该承认，现今模式化评价体系渐被打破，旧的规范在动摇，发生危机，乃至崩溃，但新的规范只是处于酝酿状态。现在是产生新规范的时候，新规范的产生是史学进步的标识。
史学思维为传统范式或明或暗左右着，我们现在需要怀疑乃至于打破的是毋庸质疑的东西。那么，如何突破范式？
第一，史学要从习以为常处突破；第二，挑战成见；第三，外推设限，注入新思想，提供新范式。这是以毒攻毒，还是桃代李僵？
3、非此即彼--二元对应模式
二元对应模式亦即两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类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乃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
学界长期存在的重要二元对应模式如下：中--西、现代--传统、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进步--落后、善--恶、忠--奸、历时性--共时性等，其中单单西方--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体系就包括西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小商品生产、西方技术--非西方手艺、西方进步--非西方的停滞等等。
后文革时期学术界有一个由政治型史学--学术型史学的转型，其表征即由关注郭沫若--关注陈寅恪的过渡。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对过去将二者对立起来，贬低陈寅恪为代表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满。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基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其总体成绩超不过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学的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等。历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应该是最科学的，但事实呢？关注对象的变化，就表面看这体现了进步，但实质上仍没跳出二元对应模式：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论述模式。其所建立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评价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评价标准多了，但实质一样：否定。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人或学术流派，我们是不是否定的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将之踩在脚底？他们究竟有无可取之处？
现今史学工作者应该学会在唯物史观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其二，历史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跳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饰着历史的苍白。对于"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的，不可用优、劣来界定。
价值判断标准的非此即彼，实则亦此亦彼。就像缠足不意味着传统，放足也不意味着现代一样。所谓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却处于共生状态，这不是悖论（paradoxs）。比如传统--现代，其实应该是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重建传统，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共生状态。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今天，传统仍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存活于现代，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而对立是范式。再则就是第三种可能，如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除了历史的偶合被理解成了历史的必然或相反两种之外，还有或然性。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应模式的因果之箭，是由系统射向部分，而不是从部分射向系统。如此的来回腾挪，头破血流，四顾茫然。
三、研究者素质问题
论及当前治史者的素质问题，一言以蔽之，即为滞后。
1、 视野--狭隘
历史是以时间为主轴的，视野的放宽、视距的拉长会给人以新的启迪。
大视野、大眼光是治史者所孜孜以求、积极倡导的，小处着手是以大处着眼为前提的。正所谓：中外双钩于笔下，古今一冶于胸中。
目前治史者最大的问题是受前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视野不开阔，边界意识、自恋情结、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群（myself-group）与他群（other-group）之分泛滥成灾，内向型(introversive)思维倾向十分明显，缺乏反思型（reflexivity）的开放理念。
近代史研究者对17、18世纪历史缺乏兴趣和起码的知识积累，要知道明清时期是渐变，而近代是剧变。***战争就像一条楚河汉界，横于前近代与近代之间，许多人终生未能逾越，甚而连想也不想了。圈地(enchsure)，各人有自己的圈地，其实这是庸人自圈，作茧自缚，坐井观天。
不懂军事学的，在研究着军事史，而懂军事学的，却又不熟悉历史。
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化，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化，极大地制约了治史者的视野，这使得科际整合显得尤为迫切。其实，过去的文学院实际上就是史学院，这包括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外国语言学、考古学、美学、文学、史学等，而今学者的知识面太笮了。
简又文大学期间修业科目如下：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欧美文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音乐艺术、历史、经典文学（希腊、拉丁）、宗教等。由博而约，归于专一，一以心，主业一生以求，副业间有所致，治学的通路。
我们在注重大的学科交叉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科内部的小分支之间的交叉，如历史学内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之间的交叉。
有伟大的接纳才有伟大的创造，要拥有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就像王国维那样用叔本华的思想去评探《红楼梦》。要强化问题意识（提出真问题），淡化学科意识，不必拘泥断代、国别。从视野的角度看，中国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史。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不等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要融会贯通。
当前已经进入网络历史的新时代，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人文中心主义（humanocentric）的全球视野（globalist perspective）、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网络论（network analysis）独领风骚，如何亚伟等后现代主义者就特别强调"各种参差与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
2、 思维能力--低下
解释历史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心理环节，而治史者的主观前提则呈现为：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因此，没有一个治史者能毫无偏见地书写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更倾向于历史的非科学化、非理性化，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现象，如果一定称之一门科学，那么也只能是一种"人性科学"，或人性学。历史学作为科学不同于艺术，作为艺术又不同于科学。历史学有实用的背景，这注定它不是"纯科学"，因为纯科学可以不考虑实用的背景，任何对史学研究的实用背景的忽略，都必然是全然荒谬的。史学研究一方面应着意于历史上人们做了什么？还要着意于应该做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们会问：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学到了什么？治史--一种创造性劳动，它需要思维的嵌入。
后文革时期大陆史学界除了80年代金观涛提出"超稳定结构"外，没有像法国学者一样提出"肖奴--沃勒斯坦佯论"，黄宗智提出"内卷化"，mark elivin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英国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问题"等那样的理论。表面上看是问题意识，实则反映了思维水平的低下。懒于深思，又秉性粗疏，书卷气很重，乏见浪漫的玄想，张力、朗然的精神。
受主流意识的制约，学界缺乏自外于主流者，原创精神不足。蒋廷黻那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是建立在理论与近代史基本认知之上的，融合了他对历史的真实看法，而今近代史著作不知凡几，又有几本独特的呢？真可谓是千年一面。
学术枯涩苍白，如何激活我们的思维？
史学研究在于别具一格，不具一格，即个性化历史，思维母体重在深奥玄妙，广阔无边。所以，必须解冻历史，复活思想，去除思维惰性，可以不敏于思考，但要勤于思考。历史学需要沉思，也只有沉思才能生成新的希望。治史者需要在平静中寻觅不平静，要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
清代学者焦循说：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
孤立无援的思想。
言路在思路中前行，史学研究是"思"的话语，不是说的话语，历史必须用心去感悟。正如俄狄浦斯所说：自行戳瞎双眼，就是让自己走向光明。[5]
近代中国史料伪作之多，具备了形形色色的面目。况且，史料反映的是历史的局部，以局部性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思维能力。史料不等于史识，史料加思维才等于史识。史料是数据，治史者的好恶是前提。
历史是一块玉，不是玻璃。历史不是一道单纯的风景，也不是文人雅士休憩的庭院，随便看看就能领略其中的美感，历史就像一个迷宫，布满智力机关的迷宫，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口，这将导致你丧失游玩的兴趣。历史更多的是暗流。
历史学显得是那样的复杂迷茫，研究者的智慧阳光为何是那么扑朔迷离？
3、书写话语--欠规范
书写话语欠规范是中青年治史者常犯的毛病，其表现是要么滥用词汇，进行词汇上的学科交叉；要么食洋不化，新名词装点，符号横移，成为游离于西方主流史学之外的异数。
由本民族--全球，乃封闭走向开放、狭隘走向广阔，史学呼唤国际化，学术话语需要国际化，这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起必须的对话体系，必须规范统一的对话话语。但西方精审概念，有特殊的、一般的之分，它们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移植这些概念，则如同天上飘过的云再多，也没有一朵会下雨。
这是一种自蔽行为，如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等概念，内涵性规范得很不够，以至于橘越淮北而变枳。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看病，而病人却不会按照医书生病。
其实，真的不必煞费苦心去向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中钩沉抉微，寻求什么"市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应努力建立自己的解释学体系与话语体系，避免陷入西方体系中不能自拔，化约为公式表达法，要以我为主，自成一格。毕竟，土生土长的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少之又少。
历史无言，只能等待逻辑来代解其意，后人不可随意诠释。
除了规范性问题之外，书写话语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味道太淡，更谈不上优美如歌了。要在考虑历史书写的线性特点及叙事学的基点之上，倡导历史散文。
为什么历史学影响不及文学，就是因为历史学忽略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史学成了在史学界范围内流浪的幽灵，这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试想，历史学如若失却读者，岂不就是无水之游鱼、无根之浮萍？
走出史学界。
4、史境（historical realm of thought）--不高
文革的强刺激影响太深了，以至于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治史者大都有难忘的文革情结。陈旭麓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所谓极富思想的哲言不过是对文革十年的劫余呻吟，我们读后产生的感想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启迪。为许多人所推崇的以新陈代谢来描述近代中国史的观点，也不过就是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以变来描述而已。陈旭麓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史学作品缺乏生命力--速朽作品。五十年、一百年后治学术史者将会把我们所处的这一段历史命之为"过渡的"、"无意义的"时期。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不是历史无意义，而是治史者创造了无意义的历史时期。本来，历史所志惟在意义。
史学要自重，治史者要提高境界。
治思想史者，乃是与逝者的对话，其境界要等高于研究对象，这样才能溶入思想者的境界中。陈寅恪指出："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思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6]投身历史之中，成为时代之一人，见如其所见，闻如其所闻，言如其所言，感如其所感。而以今人的认识和逻辑去对照探讨前人的言行逻辑，以今人来衡量评价前人，这种庸俗的历史情景化是行不通的。
学术与生命，可谓内外一贯，万物同体，天人合一。
提高境界的要途是激情中溶入理性，将道德热情与学理分析，贯穿于热烈与冷静之间。力避情有余而理不足，或理有余而情不足。史学研究需要深沉的历史眼光，自我测位，气定神闲，虚怀若谷，得失不念于人，喜怒不乱于神。诅咒现实的炽热激情，结合务实主义。不以人取言或废言，不以言取人或废人。
与文革时代相比，后文革时代显得理性一些。但走向理性之路，是漫长的灵魂洗礼。
史学家用心良苦，使得目前历史的情绪化、缺乏理性问题仍形严重，如民族感情、道德义愤等等。评价标准上是道德取向还是价值取向？选择的往往是后者，从而陷入道德批判的误区、怪圈。
治史者生来具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这不能演化为对本民族的袒护。
中国近代史是用年代（dacade）做单位，而研究者却用年（year），太急躁了。以至于争论消失于激越却愈发浮躁的喧哗之中，消失于喧哗背后的沉默之中。80年代思想文化史兴起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考据学（evidental in vestigation）的低迷，史学显得很浮躁、无根。现在致力于考据的人不多了，成果多是轻骑式的，穷尽式的研究比较少。
对于李秀成被俘后的选择，是学习韩信还是屈原？治史者的回答是：让李秀成去死吧！史学家的道德使然。
史书中过分渲染"敌人"被杀的畅快，而忘了他们也是人，是牺牲品，没有丝毫的同情。人道主义--历史描述需不需要？
看待历史的方式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心态，无论你认可与否。
现在我们才意识到，疆臣如李鸿章、袁世凯等，在对外问题上软弱的背后的风险意识是理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7]中说："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必欲挤祖国于未开之蛮民，谓其一无学问，然后为快"。现在呢？这种现象还不是比比皆是？
治学之第一要诀是"虚"，虚而静，虚心有福。要去除成见、偏见、谬见，一本谦虚求真。万不可移史就观，削足适履。
治学立场，是自由独立的学人立场，非左派、右派而是"正派"，"正"者，正当、正大、正确、正义、正气之正也。
显现治史者境界不高的信息很多，其一是变味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暮年的陈寅恪曾拷问自己的灵魂：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我们敢么？历史学受现实的影响太大了，80年代以来，史学仿佛就是商品经济这一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历史学身上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商品经济中找到缘由。但是，历史学对现实中高科技的利用则显得很不足，这体现在手段、思维两个方面。其二是学术的随意性。风吹哪页读那页，信马扬鞭，号称"海滩拾贝式"的阐释。见异思迁，见难放弃，必一事无成。戴震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荀子说："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精者也"。三是由于文章太多，造成版面紧张，带来对研究史的轻视，及注释中不引用他人的相关著述，引用了也不予以交代，日本人称这种现象叫"孙引"。四是研究者心态失衡，自己的领地保不住，挖别的领域又担心四不象。五是瞧不起乾嘉朴学。乾嘉史学的好传统，年轻治史者有一个承继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对乾嘉史学的批判应是在于他们应该不仅仅如此。现在的很活跃的青年学者大谈章太炎，读后给人的感觉是在思维上才华横溢，笔头上纵横驰骋，但总让人怀疑他点不开《?书》，因为鲁迅老夫子都说自己断不开这部书。研究者（主要是中青年）之所以不懂传统文化，主要是由于五四断层、文革断层及浮躁、喧嚣、浮华的现实世界的影响。六是马后炮史学。已经很难见到《甲申三百年祭》、《红星照耀中国》这类既联系现实、又有超前预测的名作了。七是学问不如"学"发达。低水平重复劳动多。八，史学研究以发现规律为使命，以找共性为职志。找共性时忽略了个性，找规律时忽略了特殊性，在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所找到的还是共性、规律性么？可悲的规律、性质情节！九，常态--非常态表现。将非常态作为常态，以偏盖全，如称李鸿章为主战分子等。十，典型论，以点代面。陈振汉总是教宓汝成须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要善于找典型，要学会抓那些最能代表某类事物所包含的本质特征的某个事物，以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的探索分析和论述；又很强调做个案研究，以求能够取得管窥全豹的效果。这是典型论的集中体现，毕竟，典型只是典型，它不能取代整体，飞地上海能代表近代中国社会么？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其发源地--冠县十八村，也是一块飞地。十一，伪命题。如儒家资本主义。十二，时效性。许多文章放几年发表，没影响。十三，追求学位。区区"学位"二字，不是深邃、专门的知识之标识。十四，史学的宣教功能。借古讽今，影射现实，史学家成了宣传家。十五，重思想家，轻实践家。思必出位，行必素位，这是思想家与实践家的一大区别啊。……
论及境界低下的原因，一则由于个体空间的自由--群体空间的压抑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功利主义。本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更不迎风希旨，阿世媚俗，但现今的一些中青年治史者却"文人无行"，缺乏"自重"，信奉"著书都为稻粱谋"。韦伯说：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斯言不谬。
四、研究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史学繁荣若与20年代相比，其实也不怎么样： 20年代在方法上提出了归纳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比较考据法、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法、历史演进法、历史统计法等，而80年代也不过就是新、老三论而已。
史学已经步入21世纪，但就研究方法而论，则乏新可陈，依然是穿旧鞋，走新路。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
1、视角--多元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目前流行的新视角有：大历史视角，反向、解构、多侧面的视角，后现代视角等。
攀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转换视角，提出的课题将大不相同。如中国视角，内部取向，可以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再，现代化浩浩荡荡沛然莫之能御，必须一往无前义无返顾，民族特色只是形式、风格，实质并无二致。但是，现代化是不是中国惟一的评价坐标？赵世瑜以庙会为切入点，别开一新天地。虎门销烟之火与义和团的灭洋之火可否并列？这是一种物化的历史，等等。
史学界对西学的关注从视角、侧重点来看，分两类：一是关注西学中得到了什么，一是关注西学中失去了什么，前者往往易于导致西化，后者则易趋向于中化，二者可不是殊途同归。这就需要多视角透视，如从法学角度看商会；对传统文化，既要看到其文化自卫，又要注意文化自恋；史学的人文取向与科学取向相结合；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并发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合流等等。
视角不同，导致我国出现多元史学：中国文化本位论者、近代化论者、韦伯学派者、马克思主义史观者等。
目前学界总体来看是就事论事、孤立罗列事实多，宏观性探讨（非表面概论）不够，往往是单线性（线性发展模式，亦即单一线性发展观），是一维而非多维；更多地强调并发分析而非结构分析；通史框架制约，治史者像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样，到历史上有目的地找，按照预先设定的框框填空。
此外，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还四处弥漫：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陈旭麓在1979年说除旧比布新更麻烦，到1980年又说立新也不易，前者依据的是上海城墙的修、拆及武科的罢废，后者则依据于铁路的修建争论。除旧比布新哪个更难姑且不论，治史者应该全面看问题则是不争的事实。
2、学术讨论--推论
90年代学界进行了"人文意识"讨论、学术规范讨论、市民社会讨论，以及现今的草根热等，这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但总体感觉仍有许多问题存在，这突出表现在学术评论不足：首先是扶正不足。按照最低要求，书评能勾起人们的兴味即可予以肯定，因为历史名著为尘垢所蒙而暂时失去光泽者不知凡几。但即使如此，仍觉得一部真正的好书缺乏品质接近的好书评，更多的是多栽花少栽刺式的吹捧（有些还是自己找熟人甚至自己的学生"帮忙"）。历史研究遗忘了史学批评。其次是惩邪不足，学术打假不力。刊物如此之多，而版面依然珍贵，这究竟是为什么？如何对待重复劳动、泡沫史学、信息污染？看来，我们的学术机制存在问题。
围棋讲求的是连，这体现了1+1>2的哲学意义。治史者应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形成整体效应。历史研究绝对不能成为孤独旅者的遐思。
学术讨论应力避两种倾向：一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二是压跷跷板，因为合而为一才是完善史学。
另外，当今学界是一种理论，多种旨趣，没有学派乃大不足。要知道，解放前我们还有古史辨派、甲寅派、心潮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百朵同样颜色的花，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何时才能落到实处？
历史内容浩如烟海，因此对历史的陈述必然是有选择的，而选择、取舍则受制于治史者的主观意思，从这一层面、意义上讲，一切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许多人不承认有过去，包括对过去的陈述，其主因即在于此。
历史学并非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
历史学分主体与客体，这是指治史者与历史本身而言的，同样，历史内容也包括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两方面，对它们的描述只有近似而无复原。
考虑到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再现历史绝无可能，兰克式的求真、还原历史只是一个不灭的梦罢了，所以有些问题是搞不清的，如袁世凯告密问题，其实，告密与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结果：告密对戊戌政变起了什么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内在逻辑上讲，从唯物史观出发，可以理解为必然，但结果是横向拉动。这一时就很难说清。争论一件无可证明的事，不会有结果，也无意义。毕竟，历史研究的理由比历史研究本身更重要。我们了解历史的所谓原貌，是为了探寻原貌下潜藏的东西，即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
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艾克顿爵士说："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8]这是虚拟语气，也就是说说而已。
探究历史的真相，就相当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
弄清历史的全部，既无可能，也不必要。历史上有许多课题，可以写文章，不能苛求答案。万不可进行漫漫的无意义争论，毕竟，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史学成本问题。治史者共同研究的主体趋向，应该是未来学。透过历史看现实、未来，这是化古，只知历史就是历史，这是食古不化。
再即，我们争论的许多问题，许多是因政治因素而得形成（当然，史料不足者亦不少），如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等，这是渣滓泛起式的争论。因此，对政治干预剔除的越早，无聊的问题就会越少。
1924年商团事变是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引起的说法早已产生，但迄今仍缺乏用力的证据。这是政治学范式的孑遗，是典型的政治干预学术、影响制约学术的范例；该问题作为商团史研究中唯一的亮点，其起因即是政治史研究的附庸，即从政治史学研究出发去研究之，而非从商团史学研究中去研究之。
历史为现实服务与历史为政治服务之不同在于，后者凸显了政治的地位，尽管政治也容于现实之中。
高桥和巳在《孤立无援的思想》中说：假如这里有一个青年，比如说面对丘陵上层林尽染，一齐随风摇曳，溪谷的水流淌，发出清冽的声响，他伫立着，沉浸于某种感慨。那么，真的有坚定的伦理可以劝说这个青年，不要被大自然的美舒心消魂，要思考政治问题么？
实证性研究+理论的推导，看来是现今史学研究中所必须的，但后者很不够，很忌讳，结合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则可知道后者的必要性。我们需要倡导逻辑推导，根据资料有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单是允许的，而且很有必要。历史真相是以判断的方式呈现的，而判断依赖于前提、假设。历史学的许多意义蕴孕于假设、推论之中，尽管历史不能重演。
福格尔在1964年出版《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假定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结果引起铁路作用大争论。
如若我们做出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这样的假设，则魏晋以前的历史就必须重新解释。
近代中国可不可以在落后的情况下依靠资源禀赋极差、发展主要靠自我剥削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进行的超大型经济体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取得暂时的胜利？我们能不能在胜利的欢庆中冷静下来，向失败者学习？
治史者有时需要胆量，试想：在传统的价值判断、忠奸模式下，谁还敢设想***战争中国一定失败呢？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可以凭借努力直接影响社会么？
如果民意是落伍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求顺从呢？或引导？近代中国没有给引导留下时间。
历史可不可以假说（如波纹扩大式）？科学的历史中能否容纳哲学的玄思？
历史可不可以臆测？尽管我们反对凭空臆测。毕竟，否定凭空臆测并不意味着否定臆测啊！
史无定法，择宜而行。
3、宏观--创新
历史研究取径有二：一是近距离微观，二是远距离、长时段宏观。历史研究要注意观察的距离。
对宏观、微观任何一方进行高估、低估都是不可取的，二者的相结合乃不争的事实，争论这样的问题，是可笑的，也是一种浪费。
但是，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史学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有《白银资本》("re orient")，致力于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肯定亚洲的活力，强调宏观、共时性。
从解释学的意义看，学界需要新式解释框架--长程历史观式。年鉴学派需要借鉴之处，首要在于研究方法--长程史学研究。在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之间，我们更缺乏的是后者，因为目前学界是宏观<中观<微观。
倡导宏观的立足点依然在于创新，创新就是矫枉，即在过去自否定中找对，在肯定中找错，其主渠道是怀疑论的方法论。就像胡适那样不疑处有疑，而非像杜威那样有疑处不疑。独立思想是学术之基础，而怀疑精神乃独立思想的内在动力，但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所以必须加倍努力，既要疑古，又要疑今，培养创新意识和怀疑精神，以便对历史进行"却话巴山夜雨时"式的逆向考察。
就真理的颗粒--史料而言，创新则在于来源的多元化，如电影、文学等。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过去我们所关注的政治性文献中的主观见解，多类似于文学资料中的虚构。
当然，史料多元化要小心，都德《最后一课》给人的印象是亚尔萨斯和洛林人都讲法语，参照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0]一文中所论，可知：是当地上层说法语，下层说德语。
对史料要有三问：第一，是否吃透、消化了？第二，是否断章取义？第三，所征引史料是否足够证明问题？
此外，还需注意史料的可靠性问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上清帝第五书》："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应为"迟之期月，事变或来，瓦解之患，旦夕可致"。
丰富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实证--诠释，消除空疏的学风，难怪有一些学者要高喊：拿证据来。
方法创新方面，可不可以将模糊史学与计量史学交叉、灵活运用？可不可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到思想史的研究当中去？如何引入？等等。
再就是观点创新。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但我们的看法却很呆板。如商会的性质，史学界有官办、半官方机构、民间商人社团、官督商办社团、商办法人团体等；对商会性质所产生的争议主要起因于视角上的差异：历史作用--官办、半官办机构，国家和社会互动--官督商办，法律--商办法人社团，动态--官方色彩与民办色彩的地位互换；其实，商会性质是不断流变的，即由官办、半官办向商办转向，这需要动态审视，而非仅仅线性分析；从理性法律视角去分析而忽略了商会所处的非法制社会特征，得出的结论将不会客观；忽视了地区差异，在缺乏对中西部商会研究的情况下，骤然对商会性质下定义，进行界定是否草率？是否忽略了历史抽象的艰难性？
以上我们从内容、理论、研究者素质及方法等四个方面对后文革中国近代史学进行了一番梳理、反思，总体看来，80年代是史学与西方理论、文化的蜜月期，进入90年代后，就结束了蜜月旅行；80年代流行的是自由主义，90年代是保守主义；80年代是理想主义，喷发着豪情，90年代是世俗主义；80年代有文化热，90年代属于商业社会，爆发了史学危机；80年代反传统喊哑了嗓子，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乃一道清醒剂；80年代是动态、扩张，90年代是静态、内敛等等。
时至21世纪的今天，史学的走向在此前的基础上又该如何前行呢？向何处前行？[11]
歌德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前行。
我说：青山有路，在晚霞深处。
参考文献：
[1]金克木：《秦汉历史数学》，《读书》2000年第8期，第89页。
[2]angus maddison:china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p.25,p.40.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4]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ley,los angeles,oxford),1998,p.9.
[5]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8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审查报告。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8]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第63页。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0]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6-88页。
[11]苏全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