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故事_文化故事》

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历史小故事大全，接下来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小故事(一)

《大学》是一部怎样的经典?《大学》简介

《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是一部关于如何学习修身、为政之道的书。《四书章句集注》载，“《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这是相对“小学”而言的。

周代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戴礼记·保傅篇》)朱熹《大学章句序》记载：“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入小学，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即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是为政之学。故朱熹《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大人之学也。”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三礼目录》)《礼记》进一步点明其“化民易俗”的教学目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人道孰为大”问题时，曾经表示“政为大”。依据这一原则，大学之道便是为政之道。孔子说“政者正也”。正，正己正人。所以，“大学”的本意更应该是指由修正自身为起点的为政之学。正己属于个人的修治，正人则是公众事务的治理。大学之道，可以说起点是修己安人，而后扩大范围，方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此为核心，《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个是“修身”的必然效果。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它明确肯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宋明理学把“理”或“知”看作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大学》的撰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大学》由《礼记》中的一篇，到从《礼记》中抽出来而独立成书，进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成“四书”，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中“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行阐释，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北宋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大学》独立成书之始。

宋代程颢、程颐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因此大力提倡，特别重视《大学》，曾分别将它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编，使之独立成篇。

在二程的基础上，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做成章句，注释阐发己意。并将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并以《大学》为四书之首，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刊刻成《四书章句集注》。

虽然《大学》文字浅近，但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末尾特别强调“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并引用别人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所以，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特别突出其重要性，其中的奥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大学章句序》中所言：“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途径，是“为学纲目”。

朱熹在将《大学》抽出独立成书的过程中，认为《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进行编排，分为“经”“传”两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与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经过其重新编排，便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版本。

《大学》历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王守仁的《大学问》，清陈确的《大学辨》，清李[图片]的《大学传注》等。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

历史小故事(二)

孟子为何被尊为“亚圣”?他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什么?

孟子名轲，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一说当时属鲁)人。孟子的先世是鲁国公族“三桓”中的孟孙氏，到孟子时代，孟孙氏已经衰落下来。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女织，家境比较贫寒。

孟子是在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据《列女传》和《韩诗外传》，孟子年幼时，他家居住在坟地不远处，孟子做游戏时便学习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对孟子影响不好，就搬了家。这回他们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便再次搬家。这次是搬到学校旁边，孟子便从此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又传，孟子小时候不爱读书，贪玩好耍，孟母质问他，他却说是去找丢失的东西。孟母很生气，就用刀把正织着的布割断，并趁机教育孟子说：“要你读书，就是希望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割裂织布机上的布一样。学习不努力是不行的。”这就是“断机教子”的故事。

孟子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孟子通晓五经，尤其长于《诗》《书》《春秋》。他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却属于子思学派。他的思想与孔子、子思一脉相承，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又形成了“思孟学派”。

作为孔子的崇拜者，孟子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经过青年时期的刻苦学习和钻研，孟子在后来便开业授徒了。孟子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年以后，他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但终不见用。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后的二十几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孟子的弟子虽不及孔门弟子的数量多，但仅就《孟子》一书所记，可考者也有十几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当时，学士们游说诸侯的风气盛行，为了宣传儒家的学说，孟子学成后，也“以儒道游于诸侯”，企图凭借诸侯国君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据学者考察，孟子先后到过魏、齐、宋、鲁、滕等国，但都“与所如者不合”，虽然他也每每受到诸侯国君的优遇，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最后只得回到邹地，与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一书。

作为战国时期的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础，对光大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孟子的宣扬，战国时的儒学才成为诸子之学中的“显学”。正因如此，后世的学者十分推崇孟子，汉朝的学者把《孟子》一书视为辅翼经书的“传”，并设立博士官进行研习;唐朝的韩愈提出道统说，他把孟子看成儒家道统的嫡传;五代时期的后蜀主孟昶刊刻石经，《孟子》亦为其一;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更多地谈论心性等问题，由此出现了孟子地位的“升格运动”：北宋神宗时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回、曾子、子思一起配享孔庙;南宋的朱熹则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孟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元朝，元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朝景泰年间与孔子同去臣爵，尊为亚圣孟子。这样孟子成了孔子以后被后儒尊崇的又一位“圣人”。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势力最大，所以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尽心下》)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保护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扞卫孔子之道。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自己“礼”的思想，他又较多地谈到“仁”，用以解释“礼”，或者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于健全“礼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他的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学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学说游说诸侯，但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决定了他也与孔子那样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虽然不得意于诸侯，但他却有坚定的信念，认定“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孟子·滕文公下》)，并以此着书立说，教授生徒。

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在于“制民之产”。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资基础，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应当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才能谈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才能有序。所以当政者应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使每家各有“私田”百亩，中间有百亩“公田”，由八家共耕，以使“耕者助而不税”。为此，孟子不但重视农业，主张“不违农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而且主张“省刑罚，薄税敛”，藏富于民，“取于民有制”。

为了实现“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的主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而得民心，就应该与民同乐，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着名命题，认为国君“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还高的地位。

尊贤重士也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君要“王天下”，带来政治上的益处，就必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孟子·告子下》)前代的圣王霸主取得天下，无一不是如此。

孟子还十分重视对人民施行教化，这也是其“仁政”学说的特点之一。在孟子看来，人民有了稳定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只有进而对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完成王道政治的实现。这与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推崇古代圣王的教化能力，一再谈及应该“谨庠序之教”(《孟子·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膝文公上》)。他把庠序之教与政治、经济并提，有时甚至提到政令之上，把教育看成施行王道政治的根本途径。

在世界观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论的继承者。孟子说：“《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他还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他认为人应“思诚”，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做到了至诚，就能感动上天。

“孟子道性善”，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如仁、义、礼、智等乃是人性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否认了告子“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孟子的这种性善论归根到底是以其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为了按照“天命”行事，首先必须知道“天命”，为此，孟子又提出了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等原则。“尽心”就是要尽量扩充、发展仁、义、礼、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体认人的本性;能完整地认识人的本性，就能够知道“天”了。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断扩充、膨胀，终于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地步。孟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人性论溯源于天，归本于人，这也是他的“王道”“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文/杨朝明)

历史小故事(三)

《孟子》一书是否为孟子本人亲作?

《孟子》一书是儒家的“四书”之一，也是研究孟子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而关于《孟子》一书的撰者，却有不同的看法。

孟子最为敬重的人是孔子，或者说孟子十分崇拜孔子，他的一生出处进退也大致与孔子相似。孟子曾经游历诸侯，但他的“王道政治”主张也同样无法推行。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的情况下，孟子只好仿效孔子，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所以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

然而，唐朝的韩愈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孟轲之书，非轲自着。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言所言焉耳。”(《韩昌黎集》卷十四《答张籍书》)以后，宋代的晁公武，清朝的周广业、崔述等人也认为《孟子》一书非孟子本人自着，理由是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每章冠以“孟子曰”、七篇之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而宋代的朱熹、清朝的阎若璩则认为：《孟子》七篇的文章风格基本一致，其中只记录了孟子的言语和行动，没有像《论语》那样因成书于门人而记录了孔子的音容笑貌。因此，《孟子》应为孟子本人自着，而万章、公孙丑可能参与其事，并在孟子死后进行了序次编订。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本《孟子》如《史记》所说有7篇，但东汉应劭在《风俗通·穷通篇》中却说有11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11篇”，赵岐遂以为《孟子》11篇有真伪之分。除了现存的7篇外，“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由于赵岐没有作注解，《孟子》“外书”四篇后世人多弃而不用，最终便亡佚了。今存《孟子》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等7篇，每篇又分上、下篇，共14篇。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我们研究孟子的宝贵材料。(杨朝明)

历史小故事(四)

荀子为何被目为“儒家别宗”?

在先秦儒学大家中，除了孔子和孟子以外，荀子的地位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荀学、孟学号为显学。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也将孟子与荀子合传，这表明二者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继承孔子的同时，荀子又批判和改造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尤其对孟子一派，荀子持明显的反对和批判态度，他把孟子称为“俗儒”，自己则以“大儒”自命，在儒家学派之中别立一宗。在坚持儒家立场的前提下，又批判地吸收了道、墨等家的思想要素，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荀子名况，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荀卿、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荀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战国七雄争城夺地，战争连年不断。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当时齐国的威王、宣王广招天下的贤士，使他们聚居于齐国的稷下学宫，给他们提供了优厚的俸禄，尊他们为“上大夫”，让他们着书立说，但不问政事。到齐闵王时期，稷下学士更盛，最多时达到上万人。这时，荀子也来到了稷下游学。

齐国此时比较强盛，荀子企图说服齐国的当权者，在齐国实行王道政治，争取天下统一。他希望齐国君臣能够选贤任能，重用儒生，如果是这样，就会不论君臣上下，无论哪个阶层，都会行义施仁，天下的人们，其行为都合乎“义”的要求，“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荀子还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巨楚县吾前，大燕[图片]吾后，劲魏钩吾右”，大敌当前，必须奋发实行王道，否则，国家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是，他的忠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齐国期间，荀子曾经一度到楚国，但在楚国住的时间并不太久。回到齐国后，仍然在稷下学宫，而且成为地位很高的人，史称他“最为老师”。荀子多次在稷下学宫主讲，三次被推为祭酒，成为“列大夫”的领袖。后来，有人向齐襄王说了荀子的坏话，荀子只好再次离开齐国投奔楚国。在楚国期间，荀子与着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结交，被任命为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

以后，荀子又到了秦国，他对秦国的清明政治和淳朴民风大加赞赏，对秦国统一天下抱有很大希望。他会见了秦昭王和宰相范睢，陈述了自己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他向秦王建议重用儒生，实行仁治，逐渐使秦昭王认识到“儒者法先王，隆礼仪，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的道理。荀子还对秦昭王说：“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形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荀子隆礼、尊君、爱民、实行王道的立场，博得了秦昭王的赞赏。

荀子在秦国游说后还到过赵国，与赵国的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过兵法。荀子认为战争决定于民心的向背，所以，在用兵方面最为重要的在于善于争取人民的支持，仁义之师，所向无敌，即所谓“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

不久，楚国的春申君等人又想起了荀子，认为荀子为“天下贤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得到安定。于是，荀子又被劝说回到了楚国。荀子回来后，仍为兰陵令。后来，春申君被李园刺死，荀子也因此失官。荀子就住在兰陵家中，专心研究学问，着书数万言，死后就埋葬在兰陵。

荀子有一些有名的弟子，李斯便是其中的一位。李斯跟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觉得楚王不值得事奉，而其他国家都弱小，没有能够建立功勋的地方，便打算到秦国去游说秦王。但荀子不满意李斯只注重以法术与权谋来治理国家，认为应当重视仁义，所以师徒二人曾有争议。荀子对李斯只注重实力与权谋的法家主张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本末倒置。

荀子重视民众的力量，他的重民主张乃是基于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荀子把君民关系看成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以为人君者，要想使得天下安宁，最要紧的就是要“平政爱民”。人们结合起来，其力量是无穷的。荀子有一个着名的说法：“(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虽然“隆礼”，但他同时也重视刑罚，这是荀子与孔孟等正统儒家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后来儒家八派中孙氏之儒的思想特征。荀子希望“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社会秩序，为维护这种秩序，在注重礼义教化的同时，还要注重法治。

在当时多数人敬天事神的情况下，荀子反对天命鬼神，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只是自然存在的物质，不能控制万物，也不能主宰人类。相反，人的力量却可以征服天。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与孟子正好相反，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欲望，“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这也是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所以，人应该学习礼义，圣人、君主“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这正是荀子思想体系的特点。(文/杨朝明)

历史小故事(五)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役之最

云山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战

1950年10月，美国操控下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了我国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云山、温井地区迎击进犯的敌人，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的第一次战役。

损失最小的一次战役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北起“三八线”，南至水原、原州一线地区向“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人“三八线”防御，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此战役中，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1.9万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8500余人(志愿军伤亡5800余人，朝鲜人民军伤亡2700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1：0.43。此役，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损失最小的一次战役。

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起第四次战役，此役，长达87天，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计投入15个军的兵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向“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发起第五次战役，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是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交战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入10万兵力进行反复争夺，火力之猛，战斗之残酷，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

金城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

1953年夏，为了争取朝鲜停战的早日实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金城夏季反击战役。7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数路向北汉江以西、金城以南30公里长的敌军防线发起猛烈的反击。经过15天的奋勇作战，终于迫使敌人接受了朝鲜停战。

历史小故事_文化故事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