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科论文范文精选13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社会学理论论文 1
作为与“议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权力分割自然就是联邦制最重要的内容。戴雪以美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意志帝国为例，列举了联邦制国家权力分割的四大要旨：第一，联邦和列邦(即今天的“州”)各自“确定性权力”(definitepower)有哪些；第二，联邦立法机关所立法是否受到限制，即法院或其他机关，对于联邦法律，能否撤废或宣告无效；第三，联邦政府对于各州立法所能限制的� 瑏瑡戴雪还比较了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优劣。第一，1880年代流行的看法是，单一制政府强大而联邦制政府软弱。但是到了1914年，看法颠倒过来了，“联邦政治的本身与单一政治，如英格兰或法兰西，更为优胜。虽然，联邦政府的软弱性究属存在，而且此项存在并不是偶然。”瑏瑢第二，联邦主义会导致忠诚心的分化，既要忠诚本邦又要忠诚联邦政府，而且有时会导致冲突；单一制政府则不会有此之忧。瑏瑣尽管美国宪法仍是我们所知道的现代联邦制的第一个范本，而《联邦党人文集》则是联邦政府原则的经典评注，然而是戴雪的《英宪精义》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虽然他所讨论的联邦制主要是为了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这种知识论上的“常识”往往为当代学者所忽视，形成常见的“知识健忘症”。联邦制的普遍化和规范化二战以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新独立国家(如英联邦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是新形势下的迫切课题。事实上，到这时，世界上已有40%的人口生活在联邦制的政制之下。在这种大背景下，尽管西方政治学已经盛行行为主义，作为旧制度主义概念的单一制、联邦制依旧是难以回避的政体类问题。在这一时期，曾任牛津大学政府和公共行政学教授的英国宪法学者K．C．惠尔1964年出版的《联邦政府》是一本系统评述联邦制的著作。在评估联邦制发展的前景时，惠尔发现，有些学者目睹到中央政府不断增加自身权重这一事实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联邦政府是向单一制政府过渡的一个阶段。20世纪的两次世界战争和经济大萧条无疑促成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即使在联邦制国家，也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对比出现变化。惠尔却否认了这一预言，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联邦政府———按我所给的定义———已� ”瑏瑤那么，惠尔给联邦政府的定义是什么呢？惠尔说，“我所谓的联邦原则，指的是分权的方法，目的是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在一个范围内互相协调而又各自独立。”瑏瑥惠尔认为联邦原则最大的特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分配应该是各自平等独立、互相协调的。联邦原则，指的是分权的方法，目的是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在一个范围内互相协调而又各自独立。瑏瑦联邦原则必需的条件是，不仅中央政府应与地方政府同样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而且每个政府都应以其自身范围为限，而在此范围内应是相互独立的。瑏瑧反之，任何一个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案例都不属于联邦原则。在这里，有两种情况：如果中央政府受制于地方政府，这种组织原则称之为“邦联”，譬如1777年美国邦联条例、乌德勒支盟约、早期瑞士宪法；1815－1867年德国宪法、1867－1871年北德意志邦联宪法及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就可以属于此类。另一种情况则是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央政府，则被称为“权力下放”，譬如北爱尔兰和南非。因此，按照严格的定义，惠尔认为，能够提供联邦政府运作最佳范例的是美国、瑞士、加拿大和澳洲。按照定义去严格区隔联邦制与单一制，是旧制度主义比较惯常的做法。另一位对联邦制颇有造诣的加拿大学者、曾任联邦国家论坛主席的乔治﹒安德森在《联邦制导论》中为联邦制归纳了如下特征：第一，至少存在两个政府层级，一个适用于全国，而另一个适用于各地区。每一级政府和其公民之间存在直接的选举关系；第二，一部分成文宪法：其中一些部分不能被联邦政府单独修改。普遍影响构成单位的主要(宪法)修正，应如同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一样得到构成单位的实质性同意；第三，通过宪法来正式分配立法权力(包括财政权力)给两个政府层级以确保各自的真正自治。然而，联邦国家之间在界定(国内)两套政府秩序所需的明确权力的方式和程度上大异其趣；第四，通常有一些关于各构成单位在关键性中央机构中的代表性上的特殊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上议院)以提供地方对中央决策的参与，经常是更小的单位获得比它们的人口分量大的比重；第五，一个仲裁人或一种程序(通常涉及法院，但有时也包括公民投票或上议院程序)来管辖政府间的宪法争议；第六，一系列步骤和机制来推进或运作政府之间的关系。瑏瑨他认为，“如果联邦制存在一种本质，那就是：存在宪法建立的两个政府层级，各自享有真正的自治，以及每一层次上的政府都主要对其相应的选民负责。”瑏瑩“规范的讲，联邦制需要民主和法治，因为非民主政权通常不允许构成单位的真正自治。”瑐瑠不过尽管如此，包括惠尔在内的诸多制度主义者也注意到，这种经纬分明的划分很难完全解释变动着的事实———实际上，就算不看变动着的事实，只是进行静态的划分，联邦制———单一制各自的定义在不同学者眼中也是不尽相同的———尽管美国是联邦政体的最典型范本，但在对联邦制做精准定义时，学者们则存在较多争议。一些学者主张给联邦制下一个较为宽泛包容的定义，包括种种自封的拥有一些内部自治因素的联邦制度，因此现代国际社会大约20多个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大国，约占世界1/2土地和1/3以上的人口可以被列为联邦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宽泛的定义无法归纳该制度的典型特征，因此严格的将美国、瑞士、加拿大和澳大利 在这个严格定义之下，可以看到联邦制度中的一些典型特征，包括：“两级政府，它们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而存在，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并通过立法、行政和税收作用于公民；在这两级政府之间存在着立法和行政权力、税收来源的形式分配；成文宪法对这种分配做出规定，其基本条款不得由两级政府中任何一方独自作出单方面修改；一个仲裁机关，通常是最高法院，对这两级政府就各自的宪法权力所发生的争论作出裁决；特定的程序和机构负责协助政府内部行政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作用；一套中央机构，包括两院制立法机关，其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和集团的利益在中央决策过程中能够得到兼顾。”
二、分法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将传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即中央—地方关系划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是一种和“民主———非民主”、“总统制—议会制”一个性质的典型的二分法。把世界上如此多的国家的如此复杂的关系都归类为要么单一制，要么联邦制，必然存在高度简单化的嫌疑，必然出现概念化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差异。在为一种制度进行定义的时候，需要处理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当下与变动着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就使旧制度主义的概念遭遇许多瓶颈。不过，旧制度主义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些“复杂性”。首先，法律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惠尔指出，联邦原则在宪法和政治实践中运作的程度如何，决定了一部宪法是否能被称为“联邦宪法”，一个政府是否能被称为“联邦政府”，需要注意的是，联邦宪法与联邦政府并不总是相伴相生的。“宪法的法律是一回事；其实行又是另一回事。”瑐瑢拥有联邦宪法的未必就是联邦政府，因为可能在实践运作中会偏离宪法的“冠冕堂皇”。那么进一步推论就是，没有联邦宪法的政府未必就不具备联邦要素，正如安德森所观察到的那样，有些国家，比如西班牙和南非，尽管他们在实际运作中符合联邦制特征，但这些国家中的人们却抵制这个术语，因为这会与破坏国家统一或维持种族隔离政体相联系。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由于它在独立前反对荷兰强加给它联邦制，因此今天虽然在实践中它已经联邦化了，但它仍对这个名称心怀排斥。瑐瑣以� 惠尔认为加拿大宪法是一部“准联邦宪法”，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及其后若干修正案对省和自治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人员构成做出了明确的权力划分瑐瑤；这些规定看起来都完全吻合联邦原则，但是有一条规定却使联邦原则大打折扣，那就是：自治领行政首脑有权否定省立法机关通过的任何法案，不论其是否属于完全分配给各省立法范围以内的事项。此外，自治领行政首脑任命省的副总督，即省政府的正式首脑。他可以指示副总督暂不批准省的议案，将其留待自治领行政首脑考虑，如他认为适当，也可拒绝批准这些保留议案。最后，省内所有重要司法职位的任命均操诸自治领行政首脑之手。可以看出，这些规定在加拿大的联邦式宪法中是毫无疑问的单一制成分，地方政府需要服从中央政府。基于这种混合规定，惠尔将加拿大宪法列为“准联邦宪法”，毕竟，联邦原则还是在宪法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不过惠尔也坦言，如果只是从刻板的法律条文来看，“很难知道究竟称之为具有许多单一制成分的联邦式宪法，还是具有许多联邦制成分的单一式宪法”瑐瑥。但是如果不拘泥和局限在法律条文上，看实践运作就会发现，加拿大自治领的行政首脑在使用否决权时总是持审慎态度，不会滥用，只是偶尔才使用。因此，尽管宪法的规定有很大的单一制因素，但是从实践中看，单一制因素还是从属于联邦因素的。根据这种实际运作中的特征，惠尔认为，加拿大虽不具备一部联邦式的宪法，但却有一个联邦政府。区别“联邦宪法”和“联邦政府”，亦即区别法律条文与政治实践，这个区别具有突破“唯名论”的重大意义。“一个国家可能具有一部联邦宪法，但在实行中，它在运用宪法时也可使它的政府不称其为联邦政府。或者，一个具有非联邦式宪法的国家，在运作中也可使其提供一个联邦政府的例子。”瑐瑦在法律和实践双重意义下考察，惠尔将美国、瑞士、澳洲视为兼具联邦宪法和联邦政府的例子；而加拿大是联邦政府和准联邦宪法的实例；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则是只有联邦宪法却没有联邦政府的案例：巴西1891年宪法体现了联邦原则，但诸多联邦制成分却被一条宪法条款破坏，那就是它的修改程序，只要中央立法机关两院均以2/3多数连续两年通过即可修改宪法，这就为中央机关摆布地方机关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1853年阿根廷宪法是一部联邦宪法，但中央政府干涉地方事务的情况司空见惯，因此顶多将其列为分权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1857年通过，1917年修改的墨西哥宪法也可以说是联邦宪法，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但是惠尔认为，墨西哥是理论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制。委内瑞拉也一样。总而言之，“在实践中，这些南美共和国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之间摇摆不定的。在强有力的行政首脑领导下，它处于中央集权时期；当中央政府被撇在一边时，它就处于地方独立时期。联邦体制并没有在拉丁美洲诸共和国中找到得以坚固的必要条件。”瑐瑧其次，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除了法律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另一个重大的变量便是“时间”，即应当意识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演变而进行制度演化的。惠尔意识到联邦制与单一制之间转换的可能性，他指出：“战争和经济危机如果经常发生，几乎肯定会令联邦政府转变为单一政府，我也提出，社会服务的增长可能会导致同一后果，不过也不尽然。但这并未是问题的全部，因为上述前景仅根据一种趋向———中央政府以有损于地方政府的方式得到增强———作出考虑。至少有另一种趋向必须加以注意。增强力量的并不仅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有所扩大，在所有的联邦国家中，地方政府现在履行的职责，在联邦政府成立时，它们要么根本不曾履行，要么履行的程度远远低于现在。”瑐瑨同样，在单一制国家中，就如安德森所说，也出现了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力量的趋势，这虽不被称为联邦化，却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叫做“权力下放”。安德森认为，单一制政府的最大特点是，地方政府的来源同联邦制不同，后者地方政府来自当地居民的授权，而前者则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法律创制。不过，即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单一制政府也可以包含带有独立性的政府和实质性责任的构成单位(通常称为省或地区)，但这些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中央政府或其立法，后者在原则上可以收回权力。很多政治学者与安德森一样，都是在这一点上将联邦制与单一制泾渭分明地划分开来的。不过，安德森富有洞见地提出一个观点：“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很难想象这样的政治逆转，所以一些单一制国家就有着与联邦制国家很强的相似性。事实上，一些单一制国家比某些联邦制国家转移了更多的实质性权力给构成单位。所以，联邦制国家通常但并不总是比单一制国家更具有分权特征。”瑐瑩安德森举了哥伦比亚、意大利、日本和法国、秘鲁的例子来证明单一制国家也可能有非常强势的地区政府，这些分权实践模糊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联邦制度，同其他任何政治制度一样，是随着时间发生演变的。且不说修宪这种正式法律规则的改变，即使宪法高度稳定，也会由于一些社会经济变化———诸如新构成单位的创设、城市化、主要的人口统计和经济性变化、新技术、主要的全球和国内政治发展以及民主经验这类因素———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有趣的是，有些预期会使愈发分权的联邦国家慢慢变得集权，而有些本来要走向集权的国家却向相反的方向演化，比如加拿大。“大量的长久巩固的联邦制国家，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由于现代交流方式、协调政策的驱动力以及全球化的压力而变得更加中央集权，而其他一些联邦制国家，例如加拿大、印度和瑞士，仍然保持着或变得更加分权。”瑑瑠通过对战后加拿大和澳洲的观察，惠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取得财政上的优势，地方政府开始大量接受中央政府财政援助。通过对财政权不断上移这一点的观察，惠尔指出，“这种地方管辖和中央财政的结合，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合作体制。”瑑瑡他进一步指出，联邦制度的演化前景应该是一种“混合制”，即财政上的集中和事务管辖的分权的统一。“联邦政府的前景很可能是多元管辖与某种程度的财政统一相结合。各地方将牢牢掌握住它们有独立权力的各领域，掌握住它们能进行立法和行政控制的各项事务，但作为交换，它们必须接受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财政资助和随之而来的程度大小不同的控制。”瑑瑢安德森同样也意识到，超过世界人口的40%的28个国家虽然都自称或者被认为是“联邦制”，但是上面列出的标准并不被每一个国家所完全吻合。在这些被冠以“联邦制”的国家中，有一些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联邦化程度微弱；其他一些有着独特的单一制特征，有时会允许中央政府践踏构成单位的自治。这些国家到底是不是联邦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退了一步讲，也许在实践中判断是否联邦制要看这个国家是否以联邦的方式规范地运作。什么是联邦的方式？就是在两个层级上(中央、地方)同时存在一些真实的、以宪法为基础的自治。要看一项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而不应该用简化的理论来框定某一个政治体。他同时呼吁研究应当细化，从宏观制度下寻找更细节的规则来更准确地理解一国政治运作。“不再存在设计或理解联邦制度的简易公式……复杂社会的政治不允许在制度设计上采用简单化的‘食谱’方法。我们已经看到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或社会语境中可以运作得非常不同。同样的联邦制安排如果嫁接到一个更加同质化的社会和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其结果是差别极大的。同时，作怪的魔鬼通常藏在细节里，故我们必须超越主要的制度性安排———构成单位的数目、权力分配、执行权和立法权的结构———理解更多细节性的规则和惯例，它们可能已经成熟并塑造了实际的制度功能。”瑑瑣其实，关于单一制与联邦制(联邦主义)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我国学者杨光斌教授也有类似的洞见：第一，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单一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联邦制是一种例外，反映的只是现代国家形成时的历史，即现代国家形成需要从传统的分散的权力向中央权力集中；但是，在国家建设时期，以分权和治权共享为标志的联邦主义则是一种普遍现象，19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联邦主义化运动。第二，更重要的是，国家结构形式下的单一制与联邦制区分是专门描述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而事实上，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过程则表明，政治单一制国家则可能出现经济联邦主义，政治联邦制国家也可能出现更加强大的国家权力和联邦政府权力。因此，单一制和联邦制的二分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更不能解释中国政治。瑑瑤中国的变化无疑来自以分权为起点的改革开放。其实，在中国进行分权化改革时，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分权化运动，比如东方的印度，西方的英国撒切尔夫人的分权改革。可以说，到1980年代，以分权和治权共享为核心的联邦主义化治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此，也有经济学家在奥茨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基础上，指出中国已经是一种“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瑑瑥
社会学理论论文 2
作者：刘一鸣 单位：内蒙古大学
“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在假定中，证券价格和市场形成都要建立在投资人或者经纪人理性的基础上，但是实际上，有效市场在实践和理论上有太大的差异，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依据的不是理性的信息，而是靠自己感性的感知，或者说“噪音”来决定是否购买。”有效市场假说”的实现有赖于有风险的套利机制，所以它的局限性在假设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种金融行为都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才能具体实现，并且还会受到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④因此，经典金融理论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行为金融学“认为，经典金融学的弊端在于：“只关注经济行为和经济市场对于金融行为和效果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⑤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认为，行为金融学和社会制度的结合是金融行为在社会学视角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经典金融理论的反思将为金融行为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新领域。
在社会学范畴下研究金融行为，是金融研究向社会现实和金融现实进一步结合的标志。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金融体系完善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模式和政策模式发生变化；同时，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各国的金融市场卷入全球经济和政治范畴。人们对金融影响的感知超过了市场本身，金融行为与社会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金融新闻的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加宽阔的空间和研究意义。嵌入性和脱嵌性理论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为的研究由古典经济学领域发展到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高度抽象的状态下研究的。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参与者也不同于经济人，所以前两种模式不可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和“脱嵌性”提出质疑。“嵌入性”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产生的。波兰尼的观点是：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关系中。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萨提那认为存在着至少两种市场：一种是经济社会学传统下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市场，另一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脱嵌性市场。网络的发展使全球性电子交易得以实现，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计算机网络代替。然而，S.塞桑在电子交易金融行为研究中发现，信息化和电子时代的金融行为依然嵌入社会关系中，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信息必须依赖于资源和情境，信息技术依然要依靠物质资源。在目前看来，金融市场受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影响，所以在制度上，金融行为存在一定的嵌入。“嵌入性”实际上是说明，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可以发现，经济领域的实质是社会领域的一部分，两者不是嵌入和被嵌入的关系，而是内在的一致性。金融领域的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如此看来，研究金融行为在金融领域还是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网络和文化系统马克•米兹鲁奇和杰拉德•戴维斯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对美国的商业银行扩张进行研究。从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较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金融行为可以视作是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式，作为一个金融决策，在企业间以网络的形式扩散开，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收到行为反馈，使其他银行模仿或者被引导，从而形成广大的影响。另一种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就是把市场理解为“文化系统”。⑦米歇尔•阿伯蕾菲亚通过对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人� 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不是简单的交易，交易过程包含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交易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把金融市场视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这就意味着交易不单单是重复，而且体现了相互理解并促使人们进行不同的选择。交易中产生的理解随着时间会被制度化，这种制度成为金融市场中金融行为的参与依据。金融市场文化随着金融行为而变化，并在交易中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
社会学论文 3
这篇毕业论文经过较为长久的准备，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的赶稿，现在终于写成了二稿，稿子交给导师，我的确也该动笔写我的后记了。这篇后记要怎么写，我乃斟酌良久，最后我想我不如做得稍微特立独行些，写出我这些年的成长来，而我的寻寻觅觅的心情，我对那些帮过我善待我的人们的感激，也包含其中了。
我与燕园的缘分，到如今已近七年，其中研究生的这三年尤其值得我铭记。铭记什么呢？首先是我的导师姜涛老师。他教给我的远不止是学术，从他那里我太丰收了，以至于一时竟说不出他教了我什么。这些天我交了稿子，正在读一本介绍中国社会学史的书，读之收获很大。我一边读一边想，姜老师以一个诗人，为何要下那么多功夫把社会学纳入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个答案很要紧，关乎人文学者的安身立命问题。我以我对社会学的粗浅涉猎而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学视野教导我要回到人类生活中去。历史尚可能以大人物为中心，而社会学是真正关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当一个人在书斋里太是玄思了的时候，打开社会学著作，便马上看到普通人怎样生活，这复杂纷繁的人间俱呈于目前。我尚还在思索，思索得并不通彻，但感到对我自己，研究生期间能接触这样的思想让我兴奋，而且对我真正有所补益。我幼稚的青春期，曾经长期是与这个时代和它的大众生活充满紧张感的人，中学时代从学校学到的不过是应试，而我自己私下里的阅读和自我教育，则把我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不合群的文学青年。那时的我尖锐而盲目，虽然我对美好事物的信仰都是真诚的。生活环境的限制和性格的幼稚爱走极端，让我信任孤独而不是交往，幻想超脱而不是参与。我曾自己选择孤独，但我的孤独不是我向世界交出的答卷，只是说明我盼望却没有答案。那时我没什么说知心话的人，却自己指认历史中的无数同伴，比如阮籍、嵇康，比如写作《野草》的鲁迅，比如波德莱尔和尼采……我充满年轻人的冲动爱这些人，却不能爱我生活的世界。我相信一切美好的灵魂都是痛苦而纯洁、孤独而挣扎的，而我在这个时代，至少我狭小的'生活圈里看不到这些。我看着自己不合时宜，非常悲观，相信我要走一条苦难之路。
本科四年的我，在对于北大的熟悉与对自己的批判反思中痛苦度过。其间发生了一些对于我个人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在长期夸张地预感到苦难以后终于结结实实迎来了苦难，这是命运的恶意，也是命运的顺理成章。但是艰难地、悲观地、充满怀疑地，北大开始预告给我一种成长的可能。我还记得，并且会永远记得一些事情。比如大二时韩毓海老师的当代文学课——那是我在本科期间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思想冲击。我开始了解到北大所孵育出来的真正的左派立场，他们绝不孤独绝不感伤，他们知道为人而不只是为己。就像多年以后我在戴锦华老师课上所听到的：判断一个真正的左派的标准是他是否站在弱小者立场上发声。闻此言我是一旦豁然而贯通之，鲁迅的怜小弱真是比鲁迅的反抗绝望更加可爱了，鲁迅的世界中总有对受苦者的爱。我从鲁迅又想到自己，我灵魂的苦痛与挣扎必须回到人群，必须回到为他人，这样才是真正的自我珍重与自我拯救。
后来我开始读研究生，我开始师从姜涛老师。我还记得之前第一次上姜老师课，那时我大三，没见过他，只听说是一个英俊的诗人。他走上讲台时一身黑衣，未开口前我莫名想到了穆旦，一开口则我不知怎样形容。总而言之，姜老师的幽默即是智慧，智慧即是幽默了，简直分不开。后来我渐渐懂得，深刻当然必须经过痛苦，然而深刻发展到高级阶段必须超越痛苦，一种高级的、从容的、成熟的心智，应该是幽默的。一开始我觉得姜老师不像我从前喜欢的那些诗人，姜老师的诗也不像我读熟的那些诗。我曾向他问起，为什么他成熟后的精神构造里一点也不提及彼岸，但又不是尼采式的激烈反对彼岸世界，而是一点不看重这个东西。姜老师的诗歌和态度，都是如此的基于人间，并且拒绝矫情和感伤：早年写都市人生活中那些挫败的、灰暗的、挣扎不脱的心情，然而表现上用的是机智的幽默反讽；近年来则抱负更大，为时代生活画像了。他曾说他的目标是写出尘世不圆满生活中复杂的层次，这个态度乃令我深思。向现世敞开，从容直面并对话于时代的全部险恶与温情、丰富与匮乏，这才是真正的勇者与智者，向往彼岸的人相比之下是软弱的，其逃世之情虽可以同情，但绝不是立志于思想者应该跟从的。于是社会学这个资源我渐渐引起重视，这门学问到极致可就真是详尽的理出尘世中人生活中复杂的层次来。作为一个研究思想的人，要知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所以关注世俗人性意义重大。我这几天看着社会学书上对于民国时期城市和农村的人群生活状况的统计分析，觉得很大的启发。我终于那么真切、详细地了解到了我所研究的文学所来自的世界，也更能知道新文学在其中的位置。我感到触及了有血有肉的人们，而我们的工作应当于他们有意义，像那些社会学家一样。
我的这篇关于废名的毕业论文，是我报告研究生三年学习与思考的心得。关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从本科大四开始的。因为我是一个一直拼命寻找思想支援的人，所以初读这部小说给了我好大的喜悦。莫须有先生的人生态度、对于家国命运的热心、对平常人的理解、规劝世人的诚恳，还有他把艰苦生活过成一种诗的心态，都使我激动。我也想像他一样。后来研一时旁听过姜老师讨论四十年代文学的一门课，也谈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我于是重读这部作品而有意于研究了。在研究中，我最后成形的思路是从身份问题切入，这是我在读研过程中的新认识，即考察一部作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是在这种关系中自我确立和进行实践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出于对自己三十年代的反动，出于回归世事的思想新发展，他是真正参与到乡土社会中去了的，因此要说清这时的废名，非说清他参与了哪些生活。这部小说让我兴奋的也在这一点：它早已溢出了文学，扩展到思考整个人的生活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为人找到皈依（救现世的儒教），而这种含纳整个生活史的写作反而是有更彻底的诗的精神的。当然，这个“诗”要最广义地去理解。此论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姜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与我往返讨论，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学术理解力和写作能力，并且在姜老师的引导下把废名这个个案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民族、传统联系起来，开阔了研究眼界，知道了什么是“小大由之”的学问。姜老师三年中对我的诗歌写作的耐心指导，也让我感激。我的诗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有良师教导，所以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进步，而这种诗的进步背后是我的心智结构的进步。我真希望这种和姜老师谈诗悟道的生活能够永不结束。也感谢温儒敏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指导，在温老师的热心邀请下，我曾带师弟师妹们上门拜访，温老师也曾给过我的论文设计一些指教，他对我们后辈的鼓励与期许在激励着我。姜门包括温门的师友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缘分，李培艳师姐、金娟秀师姐、刘璐师姐、郑树敏师姐、刘芳文师妹、程晨师弟、高幼丰师妹、孙雅馨师妹、王欣玥师妹、杨先溥师弟，他们都给我的硕士生涯以陪伴，感谢他们让我有一个温暖的师门！
论文写毕，即将毕业，我还要感谢陈平原老师，既是因为这三年中选修、旁听他课程所获的教导，也是因为感谢他给我机会让我能继续在燕园读博。陈老师素来是闻名的严师，而又是那样严慈有度，为人为学都有一种温雅之风、人情练达之境，让人敬仰，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力交一份老师认可、也对得起自己的学术答卷。同时还要感谢陈门的同学们，尤其是李浴洋师兄。在我考博的过程中，李浴洋师兄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建议，其为人的热心，学术的优秀，都是我深为佩服的。另外，张一帆师兄这一年也在做四十年代废名，与我撞车了。但还好我们是因此结下了同题之谊，张一帆师兄的研究对我是一种启发，我希望我现在的这篇论文也能有和他切磋的快乐。因为有陈门一批优秀而热情的同学们，我预感到我未来的博士生活会十分充实而快乐。
在这三年学习生涯中，我还要感谢现代文学教研室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教导。感谢吴晓东老师、王风老师、张丽华老师，三位老师对废名都有研究，都与我有过讨论。吴老师惠赠过我他的研究文章，并对我的开题报告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其人对文学的坚守与为人态度的近人情也让我叹服，他仿佛总在说：“文学是可以也应该爱的”，让我这样被文学灼伤过的人在反复的自我调整中坚持寻找新的与文学接通的方式。王老师以他编《废名集》劳苦而获得的心得无私地指导我，就最初的“写实”等问题与我有过讨论，王老师指导学生论文的话我最爱听，每次都觉得又懂了好多文章之道、学术之道。也感谢王老师为我引荐陈建军老师，陈建军老师惠赠过我他辑录的废名书信，对于不熟识的学生如此热情帮助，让我感到学者的淳厚品格。张老师在我最初接触废名时，也曾和我就她的废名论文有过讨论，开题时也指出了我的设计的问题，感谢她热情的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孔庆东老师、高远东老师开题时给我的指导。现在，我以忐忑的心情将这份不甚完美的论文呈送于各位老师目前，接受老师们的批评。
与此同时，也要感谢现代文学专业以至北大中文系的同级和众多师兄师姐兄弟姐妹们，董亚惠和曲楠选择和我一起考博，一路上我们互相陪伴，现在都考上了，以后博士期间大家还要一同致力于学术，希望我们继续相亲相爱共同努力。我的室友们，张亚婕、刘婧、胡琛莹也是我要感谢的，我们之间有互相帮助、有互相磨合，最� 虽然如我前面说的，我少年时代长期的内心纠结、后来的人生走向都让我无法成为一个足够开朗、活跃、社交合群的人，其实我内心也为此困扰，但是和这么多优秀的同龄人相处，我改变了很多，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也祝福他们都好。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直爱我、无条件支持我的学术追求的我的父母。人生之路原本不易，然而这样始终陪伴我，给我难过时的安慰，快乐时又和我分享喜悦的父母是上天最大的恩惠。他们并不是人文方面的专家，但他们相信我的追求自有价值。这是一个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时代，而我有时还是会不免落寞而自我怀疑地感到自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孤守者。如果时代的大浪打来，我能坚持到怎样呢？尽管我已经越来越和世俗达成了某种妥协。可是我的父母，以他们的正直和善良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让我知道不管时代和命运之浪未来将我裹挟到哪里，我都不会放弃爱、善良、忍耐，这些人生最重要最不易的东西。
社会学论文 4
关键词：统计学专业；数据挖掘；大数据；教学
一、引言
通常人们总结大数据有“4V”的特點：Volume（体量大），Variety（多样性），Velocity（速度快）和Value（价值密度低）。从这样大量、多样化的数据中挖掘和发现内在的价值，是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对数据分析技术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传统教学模式并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了解数据处理和分析最新技术与方法的迫切需要。对于常常和数据打交道的统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二、课程教学探讨
针对统计学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数据挖掘”课程一般在他们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所开设，他们在前期已经学习完统计学、应用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课程，所以在“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要有所取舍，同时把握好难度。不能把“数据挖掘”课程涵盖了的所有内容不加选择地要求学生全部掌握，对学生来说是不太现实的，需要为统计学专业本科生“个性化定制”教学内容。
（1）“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应该偏重于应用，更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学目标应该是：使学生树立数据挖掘的思维体系，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在大数据时代，进一步学习各种数据处理和定量分析工具打下必要的基础。按照这个目标，教学内容应以数据挖掘技术的基本原理讲解为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技术和方法的来龙去脉、功能及优缺点；以算法讲解为辅，由于有R语言、python等软件，学生了解典型的算法，能用软件把算法实现，对软件的计算结果熟练解读，对各种算法的改进和深入研究则不作要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课下探讨。
（2）对于已经学过的内容不再详细讲解，而是侧重介绍它们在数据挖掘中的功能及综合应用。在新知识的讲解过程中，注意和已学过知识的融汇贯通，既复习巩固了原来学过的知识，同时也无形中降低了新知识的难度。比如，在数据挖掘模型评估中，把混淆矩阵、ROC曲线、误差平方和等知识点就能和之前学过的内容有机联系起来。
（3）结合现实数据，让学生由“被动接收”式的学习变为“主动探究”型的学习。在讲解每种方法和技术之后，增加一个或几个案例，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除了充分利用已有的国内外数据资源，还可以鼓励学生去搜集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国家及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升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4）充分考虑前述提到的三点，课程内容计划安排见表1。
（5）课程的考核方式既要一定的理论性，又不能失掉实践应用性，所以需要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平时实验项目完成情况和期末考试来综合评定成绩。采取期末闭卷理论考试占50%，平时实验项目完成占40%，课堂表现占10%，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评价学生的表现。
三、教学效果评估
经过几轮的教学实践后，取得了如下的教学效果：
（1）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度在提升，课下也会不停地去思考数据挖掘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发现问题后会一起交流与讨论。
（2）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者数据分析的有关竞赛中，选用数据挖掘方法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部分同学的成果还能在期刊上正式发表，有的同学还能在竞赛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3）统计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中利用数据挖掘有关方法来完成的论文越来越多，论文的完成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4）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中从事数据挖掘工作的人数有所提高，说明满足企业需求技能的人数在增加。继续深造的毕业生选择数据挖掘研究方向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多，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激发。
教学实践结果表明，通过数据挖掘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束语
数据挖掘是一门新型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知识内容体系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目前在大数据背景下，开设数据挖掘课程有其现实意义，同时对教学是一个挑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研究，引领学生发现数据挖掘方法与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现有的知识水平，认真安排教学内容，科学设计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社会学论文 5
一、“活动单导学”有三个核心概念
“活动”是“活动单导学”的主要精髓，通过“活动”促进学生发展是“活动单导学”的根本目标也是主要目标。“单”是呈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活动要求等教学元素的平台，是导学的主要手段。它是学生学习探究的引擎，是学习材料呈现的平台，更是学生活动历程与结果的记录。“单”设计的基本理念：将第一思考时间还给学生、将第一表达机会还给学生、将第一体验过程还给学生、将第一认知反思还给学生。“导学”，以往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为被动接受型，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造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学习方式的单调而缺乏变化，过多的重复操练是学生感到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而在新的导学单模式下的“导学”就是教师通过创设情境、点拨启迪、评价提升等手段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要包括导趣、导思和导行等。
二、课堂上的动静结合
在课堂上，教师提出活动任务及要求，学生思考后进行小组活动。“活动”一般包含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成果展示、自我完善这样的四个基本要素，“自主学习”是活动的前提要求，“合作探究”是活动的主体参与，“成果展示”是活动的外部显现，“自我完善”是活动的最终提升。活动又有“隐性”和“显性”之分，课堂上的一些隐性活动也很重要，比如学生坐在位置上认真地读题、看书、思考等，这也是活动，而且是重要的活动。表面上的静，思维上的动。只有注重自主学习，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结合起来，才能让个体既有独立尝试的机会，又能及时得到同伴必要的帮助，才能在活动中切实体现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出错误时，教师应适时进行点拨、指导，真正实现“学生动起来，气氛活起来，效果好起来”。活动单设计应遵循四个基本方面的转化：1.教材使用的转化：由教材为核心转向以课标为核心。2.设计思想的转化：由利教转向利学。树立课堂学生主人观，让课� 教师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在活动设计、制度设计、情境创设、组织调控、有效促成、适时点拨、提炼提升中发挥主导作用。3.学 4.教师工作的转化：由以讲课为主转向以备课为主；由以研究知识本身转向研究知识建构的过程。
三、多重评价，鼓励合作
在平时的课堂上，总是那些成绩好、性格活泼的学生 如果教师、学校不重视这点，这部分学生就会逐渐失去参与的信心。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采取对策。我们可以让小组相对固定下来，每个小组分1、2、3、4号成员，让他们分工明确，让每位小组成员都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还可以利用学生的集体观念来激励学生的合作兴趣和意识，保证小组合作学习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也要求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形成多方位、多角度、多样的评价体系，采取“兵练兵”、“兵教兵”的方式，鼓励成员之间互相合作，由鼓励个人竞争转变为激励小组集体合作，不仅要注重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更要注意合作学习过程，并把小组合作表现列为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在讨论结束时，不仅要注重学习结果的汇报，更要注重对合作过程的评价。我们学校、年级组采用对每个小组、每个成员的表现进行累计积分，按周、月、学期来评比优秀小组，定期给予奖励和授予荣誉称号等。这样，在以小组成员为整体的激励性活动中，带动全体同学积极参与，鼓励对自己团队集体荣誉而出力。既培养了他们团队合作的精神，又培养了他们的竞争意识。
四、结束语
总之，“活动单导学”课堂教学模式是一个从教师预设向课堂生成、从封闭向开放、从单一向多元、从外在形式向内涵转变的崭新平台，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生才可以形成自由的、独立的、主动的探索心态，并获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学习成果。“活动单导学模式”作为一种教学形态，也不仅仅是教学的组织形式的改变，更涉及到教育理念的深层次变革，我们期待着“活动单导学模式”在新课改教学实践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社会学论文 6
五年磨一剑，经过辽大经济学院五年紧张而又充实的博士学习过程，终于完成了我得博士论文工作，回顾我的五年博士生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与喜悦，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段经历，经过五年的博士阶段的学习过程，加深我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兴趣，就像卢卡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接触到经济增长理论，就不会对其他问题感兴趣。
前三年的博士生活让我熟练掌握更多计量方法和统计工具，并且熟读大量的国内外经济学论着，为我后两年的博士论文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这五年的论文写作过程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但是也无形之中磨练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经济学素养及研究能力，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俱往矣，回首今朝，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黄险峰教授，没有黄老师呕心沥血、苦苦婆心的悉心指导、淳淳教诲，我是无法顺利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最让我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是黄老师的严谨治学、务实求真的科研作风、渊博的知识以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处世原则，这是我今后安身立命的宝贵财富，会让我终生受益，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终生不忘，对黄老师的厚爱与关怀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殷切的祝福！
在此，还要特别地感谢李平教授，在我的论文开题、预答辩的过程中他们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让我的论文予以完善和得到提高，诸位老教授博大精深的理论和治学严谨的作风让我倍受感动，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与真挚谢意！
还要感谢经济学院及辽宁大学全体教师，在校期间传授给我宝贵知识的辽宁大学所有老师，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渊博的理论知识，让我受益匪浅，从此走向了经济学研究的阳光大道，让我在学业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同时，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曾经帮助过我的博士同学，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的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为我的博士生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无私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增强了我完成博士论文的信心和动力。
最后，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对本论文进行审阅和评议的各位专家与教授。
社会学论文 7
在大家的眼里，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很容易过的。确实也是这样，都是可以过的，只是看你是想体面的过，还是想很随便的过。一篇的论文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你的态度，同时指导老师的态度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在此，我感激的想说，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郑老师！郑老师，谢谢您！ 我的毕业论文是从去年5月份左右开始的，一直在摸索着前进，主要是关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老师，也是今年第一次试行以生物信息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开展课题的……而我也是仅有课堂学到的一些皮毛知识而已。从老师确定课题那一个刻起，我开始游荡在NCBI（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毕业论文，郑老师的指导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老师从去年12月份就叫我开始写论文了，感觉老师比我紧张多了。
1月份给老师交了论文的第一稿，老师很认真的看了我的论文，最后教我调整思路重新写过……哈哈……接着放寒假过年，我就把论文丢到一边去了，直到4月底，整理所以的数据和资料，重新写论文。写完马上发给老师，老师每次都会很详细地看。记得有一次，老师很忙，但是老师会熬夜到第二天早上3点帮我看论文……我知道后，倍感难过……从这次后，我决定我晚上熬夜写论文，写好了就给老师发过去，老师第二天白天就可以看了……应该是我熬夜，而不是老师。郑老师，谢谢您！ 每次老师看完论文，都会给我更加多对于数据分析的任务。因此从5月7号起直到16号，我每天晚上都熬夜——写论文，做华师附小科技活动的展板，做答辩ppt。最高纪录是熬到早上5点。其实，那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从中收获了很多，真正学到了知识，感觉那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感觉到做学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郑老师，谢谢您！ 每次和郑老师打电话都至少1个小时，到办公室找郑老师每次至少2个小时，郑老师耐心的教导，让我收获了很多，无论是知识上，还是生活上。郑老师说我之前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还好现在又变回来了……我想是我有一段时间对毕业论文很不上心，让老师失望了……我想说，老师还好您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谢谢您！ 相比很多同学来说，我的毕业论文阶段是很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责任心，很认真，很严格，要求高的老师！郑老师，谢谢您！ 郑老师希望我没有让您失望！希望5月28日，在学院汇报完我的毕业论文后，我可以为我的毕业论文画上完美的句号。
社会学知识论文 8
论文摘要：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知识便以其普遍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为标榜。正是在这种“标准”的视角之下，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是一种去情境化和去局域化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的日益复杂化，科学知识现便逐渐从传统的“标准”形象进而转向为一种涉及历史的、社会的广泛情景。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社会建构论为纲领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进行了深刻地解构，相对性、境域性、多元性成为审视科学知识的一个有益的新视角。
科学观问题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是科学哲学的发展主脉，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哲学基于“科学逻辑”的定位提出了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然而，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所日益显露出来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这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理性知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科学知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擅变。
一、“标准”的表象主义
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搞清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知识的起点、发展动力及其进程是什么？科学知识的构成及其辩护方式是怎样的？以及判断科学知识真伪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50 - 60年代两个重要的哲学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相继出现。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存在差别，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主张一种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静态地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并由此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科学是一种规范的行为”，“科学的特征就是理论和数据间的形式关系”，进而表达了与此相对应的表象主义的(representa-tionalist )科学观，即“科学知识是已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
这就是说，在这种“标准”的视角之下，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是一种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和去局域化(delocalized)的理论体系。换言之，这种“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无非就是一种把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副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二、危机：“自然之镜”表述的终结
尽管这种抽象地、非历史地，能与社会相分离的科学知识观把科学知识表述为“自然之镜”，即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但是，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过渡，科学知识自身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其完整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社会化、政治化。这似乎都向我们表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理性知识。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史上出现了十分吊诡的现象，这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最终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这也意味着一个科学反思时代的来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将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推上了“社会批判”的祭坛。随后，对科学的深刻怀疑情绪不断蔓延且愈演愈烈。这种怀疑首先针对的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然后就是科学知识本身。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在继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工具理性、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然而，这仅仅只是对科技质疑的开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及西方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反叛运动中，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激进主义者更进一步地对各种理论提出了普遍质疑。在他们看来，整个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传统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总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怀疑的，因而都值得给予彻底的批判。其中，他们对科学知识的� 这些趋势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知识真理的标准丧失了客观性”，“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受到解构，知识变成了非知识，真理变成了非真理”。
除了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倾向，科学自身的逻辑限度也受到了来自科学实践的挑战。一方面，科学自身发展的事实表明，科学总有某些错误的东西。换言之，科学知识并不能够被证明为真，尽管我们希望科学家建构的知识能够确定为真理。另一方面，尽管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它本身仍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此，就其研究方法来说，若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成问题的。因为科学活动说到底是并且无可抗拒地是一项人的(社会的)公共性的事业，它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因而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也是远远不够的。
毋庸置疑，这不仅对传统“自然之镜”的科学表述形成了巨大挑战，而且更使人们感到了20世纪科学表述上的某种“世纪末”情结。人们不断地开始质询：那种普适的惟一的科学存在吗？科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社会因素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伴随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质疑和探寻，对传统科学知识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重新审视科学的地位和形象就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可以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知识出现了认识论上的社会学转向，即科学知识观从传统的“标准”形象，进而逐渐转向一种生动活泼的多面形象。这里涉及了科学更为广泛的情景，也就引起了诸如历史的、社会的等多重视角的研究。
三、它山之石：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
提到科学认识的转换，不能不地提及库恩( T. Kuhn )的功劳。因为自从库恩的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尽管对库恩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但库恩开启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仿佛是没有争议的。可以说，库恩是一个分水岭，他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逻辑”的定位，使科学哲学进人到T“解释学”( hermeneutics)阶段。其革命性思想告诉我们，“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产品的逻辑结构”，并由此展开了对传统认识论和科学观的集中清算，坚持对那种将逻辑和证据看作是科学有效性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强烈质疑，进而把相对主义公开引人了科学哲学。这样，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种考察中扮演核心和基础性的角色。同时，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中，维氏试图摆脱传统哲学思想定势的左右，甚至还试图对他前期思想中所反映的一直统治西方思想领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作出彻底清算。我们看到，他完全放弃了前期那种视逻辑分析为哲学主要任务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抛弃了用逻辑分析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理想，转而考察了日常语言的用法，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他告诉我们，传统科学哲学其实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即把生活中丰富的语言用法都纳人到狭窄的意义框架中去了，事实上语言并非像逻辑实证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静态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
总之，库恩、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已经为科学的社会学转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至此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还尚未最终形成，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传统的(“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所产生的思想禁锢。
我们看到，20世纪30—50年代，尽管曼海姆和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主张把社会学看作是分析科学的手段，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根本缺陷，即把科学知识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可以说，这既是传统知识社会学长期悬置的难点，又是主流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盲点。事实上，不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社会学它们实际上都委身于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们在认识论和社会学之间划了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因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它们都不足以取代实证哲学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而引导科学认识的社会学转向。
不过，当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悬置点和盲点被揭露之后，如何消解认识论与社会学之间的传统界限就成为社会学者70年代的主要工作。后续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在社会学领域内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中，包括英国在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就是沿着库恩等人所开创的反本质主义的进路而兴起的。实际上，随着SSK的兴起，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在经历了巧年左右的繁荣发展之后，其主导地位即被这种新纲领所取代，科学的社会研究进而也就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人称“社会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景化和地方化策略。 四、解构：“强纲领”的批判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出现及其壮大其实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所作出的敏锐反应。因此我们看到，尽管SSK融合了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两股社会学的历史潮流，但从一开始SSK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实践就不同于它们。它不仅始于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甚至还直接指向了传统社会学的双重“黑箱”，即保护和豁免科学知识不受社会学的检讨。于是，作为一贴激进的处方“强纲领”出现了。事实上，对传统“标准”科学观的彻底解构也正是从这一纲领开始的。
“强纲领”反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将科学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的做法，转而要求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动因。因而SSK的理论和方法通常也被称为“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vism ) ，“这一思想在现代科学论中的应用，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科学家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文化的当下互动。”我们看到，SSK的理论纲领其实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的社会学求解，把科学社会学的情境化考察与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即是把社会历史的方法应用到被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的“认识内容”中，从而对这些内容给出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细致考察；另一方面拒斥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赋予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真理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概念，进而解构传统的“标准”知识观，坚持主张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
由此不难发现，SSK的这种“社会研究的转向”实际上就抛弃了知识内容与研究活动方式之间的二元关系的分离，并为科学社会学家向盛行的“标准”科学观宣战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断言科学知识的内容完全可以被社会学所研究，而且科学知识实际上也应该像其他知识一样接受“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这不仅给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注人了新鲜血液，而且也消解了认识论与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SSK实际上走完了默顿科学社会学没有走完的路，彻底实现了科学的“社会研究”。
五、结语：新的“不对称”
当SSK以“强纲领”展开了与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战斗，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胜利之时，人们开始反思SSK那些对科学内容作出解释的社会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强纲领”消除了旧的不对称关系，但“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其实依然包含着一种实质上的不对称，因为社会建构论者在得出一个社会建构的普遍结论时，实际上就己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社会”的前提。
事实上，自“强纲领”提出以来，它始终面临着一种尴尬，即它无法向人们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退一步说，即便能证明这一点，“强纲领”也无法克服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即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既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的随机条件下的产物。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相对主义的最***烦就出在“强纲领”的“反身性”问题上，即他们是否是用一种社会的实在论取代了自然的实在论，用一种独断取代了另一种独断呢？我们知道，说科学知识完全不受社会、人为因素的影响，与说科学知识完全是社会地建构而成的，这两者同样都是极端的。这就是说“强纲领”其实在批判“自然”实在论的同时，一不小心使自己滑到了“社会”实在论的另一极端上去了。可见，“强纲领”实际上并未“对称”地对待社会和自然，它是用表面上的“对称”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对称”，或者说它实际上又导致了新的不对称。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强纲领”受到了强烈批评，拉图尔就曾表明：“这就是死胡同，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下的陷阱，我们应该从中摆脱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80年代以后的发展来看，“强纲领”不仅招致了哲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甚至是科学界的强烈批判，而且就连SSK内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感到不安。
针对“强纲领”内在的理论矛盾—是否应该把“反身性”研究用于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本身这个问题，SSK后续者S.沃尔伽(Steve Woolgar)和M.阿什莫(Malcolm Ashmore)给出了“反思性方案” ( reflexive project，又译“反身性方案”)，他 这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研究者必须对他们研究科学的权利和有效性进行反思，至少要求他们应该公正地看待自然科学家们的立场，不能在着手批判时把从技术专家那里夺取的特权免费地赠送给自己，并使自身拥有免于批判的特权。
社会学论文 9
姓名：XXX
性别：X
民族：汉族
政治面貌：团员
出生日期：1985年11月
户口：兰州
婚姻状况：未婚
学历：本科
毕业院校：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社会学
外语水平：英语(CET-4)
电脑水平：熟练
联系方式：XXXXXXXXXX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全职
单位性质：不限
期望行业：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杭州市
期望月薪：2000-4000
教育经历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4/10--2008/3：爱心活动|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07/6--2007/9：毕业实习|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市场调研|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暑期实践|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07/11--2008/5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2、做事认真，乐观自信，抗压能力好，专业基础扎实，具备从事管理、销售方面的基本知识，喜欢市场策划及拓展业务
3、为人正直，自学能力强，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有较强的亲和力，善于协调团体内部人际关系。
社会学理论论文 10
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 本文将试图对社会分层理论的新发展和近年来我国的研究做一简要评述，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要对整个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价，而是将实证性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展示出来。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分层研究和理论中，包含了通常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个基本部分。我们将以社会分层研究或理论统称这两个部分。 一、两种基本理论模式 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中，一般认为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Weber）提供了不同的、但是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即人们所熟悉的阶级理论和多元社会分层理论。这两个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分别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代表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理论取向，不仅给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以极大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这两个理论的框架内发展。关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模式，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已成为经典，本无需赘述；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研究的进展，人们往往会重新审视这两个基本理论模式。 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因此，社会分层研究的问题取向在于：这种社会不平等对特定社会体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社会分层研究绝不仅仅是一套描述性的概念。 阶级理论认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即阶级地位——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不平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赖特，1979），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更多的是分析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分析的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 一般认为，多元分层理论产生于韦伯。但这似乎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韦伯并非一般地讨论社会分层，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即阶级（经济）的、等级（身份）的和党派的。应该强调的是，韦伯所讲的权力分配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在韦伯的所谓阶级理论或经济权力分配中，财产占有和毫无财产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是，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本身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真正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人们对市场机会的占有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两分的结构（韦伯，1997）。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对市场机会的不同占有，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即是经济资源在不同人们之中的不平等分布。这已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关系理论了。在韦伯看来，权力分配还取决于所谓“等级”。等级不必然与某一种“阶级状况”相联系，而受到某种特定“荣誉”的制约。这种荣誉的实质是一种特殊方式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把“社会的”交往限制在排他性的“圈子”内，甚至内部完全封闭。等级作为一种垂直的社会序列，它带来一种被承认的更多的荣誉，以利于享有特权的等级。如果说“阶级”植根于经济制度中，等级就植根于社会的制度中。韦伯所描述的这种“等级”如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社会中的“身份”。政党的故土，原则上在“权力”的领域中，党派的行为旨在获得社会的“权力”，共同体内部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权力（韦伯，1997）。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虽然彼此相连，但各自有其独立性。 如果上述对韦伯理论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以权力分配为例，经济、等级或身份以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的整合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即以包括着它们的社会化为前提。第二，尽管韦伯承认财产占有关系的意义，但他更强调的是各种经 济资源在人们中的分配结果，是阶级状况的分化。财产关系只具有初级的意义。后来的多元分层理论将韦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地继承下来：韦伯关于影响权力地位的因素分析被忽视，权力被简化为政治权力，等级身份被简化为“声望”，影响阶级行动的三个因素（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也同样被简化为商品市场；而因素的多元性得到了强调，同时，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中的分布状况，特别是资源不平等分布的量化特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等级差异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主要特征。这导致在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研究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将社会成员的社会差别解释为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别（许嘉猷，1986），主要是职业地位和收入上的差别，而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样，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上最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阶级理论更多的以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的不平等，而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多的以个人特征上的不同进行解释（许嘉猷， 1986），即使是经济上的差别，也被解释为对市场机会掌握的概率。 二、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 虽然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传统中，阶级理论和多元分层理论传统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多元分层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社会阶级理论和多元分层理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也可以合并起来，例如，从更为抽象的角度看，二者都是讨论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差别的，二者都讨论在不平等的制度框架下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当我们讨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社会分层”作为一个通用的概念来使用，而以“关系论”和“分配论”来区分上述两种不同的取向。存在于两种理论模式背后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有意义的社会地位，即这种社会地位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对决定人们的有差异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决定了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分布或分配。所谓社会分层结构，即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区分指标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区分结果。人们对各种社会分层体系的讨论，实际上包含了研究者对整体社会结构状况的基本认识和判断，是人们对影响社会行为或社会行动因素的认识和解释。 依照韦伯的理论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研究，包括布劳—邓肯的社会流动模式，其理论前提和预设被从现代化、工业化或产业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参见D??吉尔伯特，J??A??卡尔，1992）；社会分层的结构性意义，也为功能论和冲突论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人们对于这些“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已经有了很多分析和了解，在这些理论中所涉及的社会因素，也已被大量研究予以论证。很多研究者所作的工作，是将经典的理论模型，特别是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深化。布劳—邓肯模型或者说地位获得研究的主旨，是讨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后来的相似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布劳—邓肯的理论模型。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进入一个对传统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的时代，人们对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反思，将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宏观变量，纳入到分析和研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而主要的主题的话，社会地位结构是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流动或地位获得的基础。社会地位的决定、构成和意义，对于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都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人们从重新审视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社会地位及其决定因素。在有关的新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新马克思主义、新结构主义、社会网理论、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等，属于比较系统的对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而在这些新的理论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对在理论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以个人特征为导向的分层理论提出的批判。 （一）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赖特。他和他的同事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对美国的阶级分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他们看来，阶级仍然是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但是，阶级不能被简化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指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发展以适 应解释新的社会状况。在阶级理论的研究中存在许多概念标准的混乱。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即是对于所谓“管理阶层”、“白领阶层”，或如赖特所说的“半自主雇员”的阶级地位。他们认为，这种阶级地位在原来马克思非常抽象的阶级理论框架中，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自治的“小资产阶级”形式，这些中间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这种“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管理阶层”已� 所以不能武断地定义这种阶级地位。他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严格的调整，重新定义阶级，分析不同国家的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收入不平等、阶级地位及阶级意识等问题，就马克思的阶级结构概念发展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操作化形式，并利用这种操作化定义对美国阶级结构的一些显著特征进行描述性的分析。这种描述仅仅是阶级结构分析的第一步。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结构是宏观—微观社会结果的系统决定因素。因此，在对阶级结构特征描述的基础上，新阶级理论的研究将沿着两个主要方向展开：首先，要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同类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次，要把这些宏观分析与对个体层面上的各种结果（态度、政� （二）新结构主义 与新马克思主义有异曲同工之意的，是新结构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他们不像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强调财产关系和雇佣关系等结构性因素，而是借鉴了向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模式是，拒绝隐含在传统理论中的现代化、产业化预设，尖锐批评传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影响。新结构主义虽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派别，但共同的主题是强调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他们并不否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实际上仍然是以职业结构或收入结构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分层结构。但是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影响。而最为新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组织特质、产品和服务特征、受分割劳动力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在一定意义上，新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一种重新重视“关系”的理论，这种关系在这里可以被定义为基于工作部门和工作组织而形成的关系。 （三）网络结构观 如果将上述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在广泛的意义上都视为是一种结构主义取向的话，那么，它们都属于一种“地位结构观”，也就是说，它们对社会分层结构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客观、普遍的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些社会地位外在于个人，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尽管这种地位结构观对忽视结构和关系因素提出了批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研究者们还尚未对个人获得一个有声望职位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有助于决定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足够研究（林南等，1981）。自70年代开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将社会网络的概念引进社会学对市场等经济现象的研究后，社会网络开始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与地位结构观不同的网络结构观成为研究社会分层的一个新视角，与社会网络相联系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概念进入到社会分层结构和地位获得的研究之中。 网络结构观的特殊视角在于，它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在什么网络中，而不是重视类别（例如男女或职业）；重视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嵌入性，不看人的归属感；重视个人能够通过这种人际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现实占有多少资源；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因此，网络结构观是通过人们的行为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边燕杰，1994）。 网络结构观将社会结构设想为人们构成的一个社会网络，人们按照例如财富、地位或权力等，得以排列在这一网络中及相应的位置上。传统有关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文献中所描绘的“个人资源”，包含的是个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而社会资源的概念则围绕着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社会关系以及经这些社会关系而联结到的“位置”中所嵌入的资源，即社会资源是 嵌入在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联结到的他人的位置中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源被定义为与个体直接或间接相联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以及社会关系（林南，1981）。这种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源的接近与控制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形的结构。越靠近顶部的位置越容易接近和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一些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资源与其获得的地位之间具有显著的联系（林南， 1981；边燕杰，1994，1997）。当然，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个人资源（尤其是先赋性资源），至少在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她）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但随着其积累的增长，社会资源会在将来精心构建社会网络及进一步的社会资源过程中发挥比个人资源更重要的直接影响。到那时，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则会转化为下一代人的（先赋的）个人资源（林南，1981）。 （四）市场转型理论与社会分层 在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产生了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由于对这一理论已有详细评价（参见孙立平，1995），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是在集中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过程里社会精英的形成和替代模式中，讨论了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撒拉尼（I.Szelenyi）和维克多？倪（VictorNee）认为，过去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都是将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固有的特征，而忽视了这种机制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在他们看来，某种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分层和机会结构的影响，必须在特定制度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无论是再分配的经济机制还是市场经济的机制，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即植根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应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对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因此，这一理论的最基本的假设是，经济机制是嵌入于制度背景中的，他们所关心的是造成不平等的独特机制（参见孙立平，1995）。围绕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的作用问题，发生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参见《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合刊）。但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依然是透视这种作用的重要视角。 （五）历史因素分析 除了关于社会不平等新制度主义理论外，大多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都是研究工业化市场经济社会的结果，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工业化市场经济社会自成熟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特定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地位获得模式。从这一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研究，研究者们的差别仅在于对决定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因素的认识上，因而在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的话，多数也是将时间置于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 这样的两分时段中。其二，大多数分层理论都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和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对集权体制的社会，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机制，则缺乏深入的探讨，常常是将有关市场经济社会的分析框架运用于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例如，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层是在再分配体制基础上建构的，政治权力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和个人社会地位等。 鉴于上述缺陷，自70年代末起，历史因素的分析被纳入到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来。在对国家社会主义分层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有研究指出，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分层类型，但仅仅强调结构环境对于理解分层是不全面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层的结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被建构的。国家通过垄断性权力将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手中，利用政治决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在这种社会中，宏观政治过程的特点是明显的政治波动和国家政策变化。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结构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处不仅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同，而且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源的初始禀赋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稳定而对社会地位产生持续的影响，并且使不同群体的相关机会稳定化；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群体、组织的界限和相关位置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市场交换。国家政策对分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国家通过改变社会群体的相关 资源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导致社会流动类型的改变。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构中与地位相联系的资源，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机会与已工业化的市场社会相反，不仅受国家再分配体制的不同结构环境的影响，而且更大程度受国家政治动力和伴随的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周雪光，1996）。 将历史因素纳入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对所有集权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都有相当意义。推而广之，在基本的制度背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分层类型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会对未来的社会变迁产生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在论及社会分层新的理论模式的发展时，传统的或经典的分层理论并没有因新观点的出现丧失了意义。在传统的分层理论中，有两个研究及其所代表的视角和方法，使其成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经典。其一是W.劳埃德？沃纳的杨基城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沃纳对韦伯的“地位”概念进行了美国式的改造，系统地将主观指标和主观方法引入社会分层的研究。其二是布劳—邓肯进行的地位获得研究，他们使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地位获得的经典模型。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仍然是社会学中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主题，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例如，对主观社会地位意识、阶级意识、职业声望的探讨（Spilerman，1997，参见D.吉尔伯特，J.A.卡尔，1992；Laumann等，1976）；威斯康星学派对布劳—邓肯模型的发展等（Swelland Hauser，1975，参见许嘉猷，1986）。 三、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分层的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就能够检索到的相关著作和论文统计，大约三分之二的论文和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发表于90年代，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也发表在90年代。纵观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成果，大致可有如下特点： （一）研究主题 或者是由于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或者是由于社会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渐增多，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都有所表现。例如（不完全的列举和归类），关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的研究（何建章主编，1990；陆学艺主编，1992；戴建中，1995；李春玲，1997），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的研究（李强，1993；葛延风，1994，1995；沈红，1995），地位结构观视角的研究（路风，1989，1993；孙立平等，1994；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培林等，1992；李汉林，1993；卢汉龙，1996；李路路，1996），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李金，1994；张厚义、刘文璞，1995；戴建中，1995；李路路，1996，1998；李强，1997；宋时歌，1998），阶级阶层与利益结构的研究（黄伊凡主编，1989；冯同庆、许晓军主编，1993；李培林主编，1995；孙立平，1996；郑杭生等，1997），网络结构观视角的研究（王春光，1995；张宛丽，1996；李培林，1996），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于显洋，1991；蔡禾、赵钊卿，1995；卢汉龙，1996），职业流动模型以及大量有关农民流动的研究（陈婴婴，1995；李春玲，1997）。 上述不完全列举的社会分层研究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仅在研究主题上已是极为丰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是因为众多研究主题在过去的分层研究中几乎是空白。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基本主题未被涉及，或者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例如，工作部门、组织特质、职业特质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很少被涉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指社会分层的研究应该是针对有意义的 “问题”而进行的，可从现实的层面和理论的层面表现出来。现实中和理论上存在的没有得到合理、充分解释的“问题”，构成了研究的出发点。缺乏“问题意识”，研究就可能变成一种游戏和自说自话的纯个人行为，丧失了社会意义。 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众多研究，特别是在现实层面上，并不完全缺乏“问题意识”。缺陷在于这些问题意识是否清晰，研究者对自 己的研究和使用的理论之主旨是否有明确认识，当然，还包括这些问题是否是“真问题”。这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研究停留在描述性的层次上而缺乏解释，人们叙说了一种现象，却没有指出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部分的研究中比较缺乏“问题意识”，即研究者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特定研究置于理论发展的线索中去，或者将一个具体的研究与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叙说了一种现象，但无法去理解这种现象。 （三）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在这里主要是指一项研究特定的理论视角和概念系统。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理论解释乃至一个学科，对研究对象的透视或解释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并从基本概念出发形成一套概念系统。理论视角的独特性不在于对象的独特性，例如，人的行为可 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逻辑上，众多的研究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包括本文作者的研究。人们更多地去分析没有被研究过的现象（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的现状提供了大量这种可能性），较少考虑在理论上能够提供什么新的解释；同时，由于理论视角上的模糊，导致在一项研究中或同类研究中理论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概念系统的不一致，甚至逻辑上的混乱。 （四）理论模型 这里所说的理论模型，是指对所研究对象或问题中所涉及因素或变量之间模式化关系的说明。说明的工具我以为可以是理论概念，也可以是统计手段。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理论模型的解释，而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传统中，也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来说，建立独立的理论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分层的系统研究毕竟时间还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几乎一切社会现象都处于激烈变动的过程中。但是，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理论的发展，都向社会分层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些研究也开始朝这个方向进行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关系、两种体制或制度的混合以及渐进式的社会转型，都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五）研究和分析方法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与统计分析技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多数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在统计分析方法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没有研究和分析方法上的改进或发展，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害，所有的研究者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社会学论文 11
一、指导思想：
本学期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教研组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教育部门、课程标准和《xx省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建议》的精神，并结合县教师发展中心20xx年上半年学科工作行事历，紧紧围绕学校本学期的工作目标，规范教学常规管理，提高教研质量，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二、工作目标：
1、学好理论，提高素质。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学方式也在不断完善。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不被淘汰，我们全体社会组老师要认真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学生观。本学期，我们主要学习《初中历史与社会新常规》，深入领会学科核心素养、课程标准和《xx省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建议》。
2、改善教学，提高质量。在明确课程的性质与特征，突显综合意思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教学时要注意历史、地理或其他人文学科领域间的合理渗透、相互融合和必要联系，培养学生从多角度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科研，提升水平。
结合县教师发展中心的要求，我们本学期积极开展集体备课和一人一课活动。组员可以通过上课、说课或者试课的方式来完成本学期的教研任务。通过听课——评课或者试课说课的研究方式及时与教师进行讨论、反馈，共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
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二月份：
1 .社会组会议，全体研读《初中历史与社会新常规》，制定本学期的教研组工作计划
三月份：
1. 组织成员参加县里的论文评比、命题比赛以及县课堂教学评比
2. 开展第一次集体备课和七年级教师的一人一课活动
四月份：
1. 为期中考试做好命题安排准备
2. 开展第二次集体备课和八年级教师的一人一课活动
3.组织成员参加县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复习研讨会议
五月份：
1. 期中考试数据分析。
2. 第三次集体备课并开展九年级教师的一人一课活动
六月份：
1. 制定期末复习计划，复习迎考
2. 撰写期末工作总结
3.对阅卷工作进行安排
社会学论文 12
【摘要】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民族音乐学，其主旨是将音乐融入到文化中来看待。
梅里亚姆的著作《音乐人类学》是该领域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音乐和他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包含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此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音乐人类学。
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音乐、人、文化的三重特征。
本文拟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今音乐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和方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人”;文化
21世纪的音乐教育学，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理应成为一门涵盖多种门类的学科。
随着音乐学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人和文化，音乐教育学作为音乐学的分支，也逐步意识到文化、社会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照本宣科的机械化教学。
音乐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或很有可能是音乐，是人类文化中的音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体。
音乐人类学不仅包含了对音乐本身的研究，还包括音乐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之间的研究，人类学的视野可以为我们挖掘更多的音乐内涵，从而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灌输到整个音乐教育活动中。
一、“田野工作”中的音乐教育学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指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在特定区域或社区中进行的调查工作。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田野工作也是民族音乐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是一种以达到人和人之间交流为目的的现场工作，研究者是构成这一交流的媒介，在考察的同时也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而在互动中认识和阐释音乐文化现象。
当然，这里的“田野”并非指的是“乡村山野”，而是指一种音乐实践方法，即对音乐对象文化背景相关的研究。
巴西人类学家佩雷诺对“田野”的解释为：“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于自己的不同，那里就是人类学的田野。
”音乐教育中的“田野”，一方面是课堂，即教师的田野。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主动地参与到学生的课堂行为中去，进入学生的世界，和学生形成一定的互动，以期寻找到更好的现场教学效果，而不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式的教学。
其次，“田野”的另一方面则是课外。
通过走出教室，走进社区，探究周围的音乐世界，实践性地接触民间音乐文化，教师才能更好地进行音乐教学活动。
“田野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在音乐教育中贯彻中国音乐本土化的思想，融入民族的概念，体现了音乐教育的民族性。
柯达伊说过：“民族文化是表明民族本性、民族尊严、民族意志的标志，民族音乐具有民间意义，而且更具有民族意义的一项财富，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民族音乐作为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同时也是我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
通过对民族音乐体验式的教学，不仅对音乐教学有着直接的帮助，还能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我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情感。
把一些优秀的民族音乐带进课堂，不仅能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还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
“要面对现存的传统音乐中的社会以及生存问题，就不能仅仅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态度，而必须走进‘田野’。
”“田野工作”不仅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学的基本方法。
他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也提出了一种对音乐事项本质探究的要求。
二、人性化角度中的音乐教育学
人类学、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人，因此要把研究“人”的音乐、“人”的文化放在首位。
音乐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不包括人类。
在基础教育的艺术课程改革中，《艺术课程标准》在第三部分内容“艺术与文化”中也提到了艺术与多元文化的内容。
“艺术是各种不同文化的符号载体，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
通过艺术与文化的连接，可以增进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加强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
郭乃安先生也说：“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
把目光投向人，不仅意味着在音乐学的研究中关注人的音乐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方式等，还意味着在各种音乐事实中去发现人的内涵，或者说人的投影。
因为，人的音乐行为，不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活动，也可以表现为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活动。
”由此可见，对人的研究是音乐教育学研究的根本。
最早由德国哲学家亨德提出的“人类学”观点，是指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
音乐教育的研究也是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研究，而不仅仅依靠对书本、对课堂的教学。
其目的是通过音乐来培养性格品质，陶冶情操，使人的身心得到益处。
众所周知，经常参加合唱、合奏排练的人不容易得孤僻症。
正如周杰伦在《放牛班的春天》中所说：喜欢音乐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
在音乐教育中，广大的教育者应秉承着“人文关怀”的宗旨，将“人”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现在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无非是人的教育，在教育中应注重人的心理和情感。
一个教师的教学价值追求必将最后落实在学生身上。
在这个的舞台上，音乐教育是非常公平的，没有行业的偏见，没有性别的偏见，没有年龄的偏见，也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
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以来表演，人人都会得到一份尊重。
人类学主张注重个体，平等地对待一切文化。
音乐是人类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人的创造，音乐也将不复存在。
三、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
xxx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精心培育人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平等待人更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创造性品质。
教师和学生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帮助。
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讲究的是平等和包容。
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往往是以教师为本位，虽一直提倡以学生为主，但总改不了教师居高临下的局面。
在大多数的音乐课堂中，教师完全是依据教材照本宣科式地教学，很少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和计划。
从而使原本活泼生动的音乐课堂，变成了学生枯燥无聊的硬性任务。
音乐教学，本是一种美育的过程，引导学生发现美、欣赏美。
同时他也融合了乐理知识、民族文化背景等内容，是一门工具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学科。
音乐课堂除了让学生学习掌握音乐基础知识外，还应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启发学生，形成一种互动、平等的课堂情境效果。
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小的方面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课堂中，往大了说也能体现在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话语权上。
“欧洲文化中心论”一直传播至今，被冠以世界通用的文化标准。
近年来，随着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欧洲文化中心论”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反驳。
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标准。
受音乐人类学影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性已经被当代音乐家们所关注，许多音乐学家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发掘、搜集了大量的世界民族音乐，将其制成录音、电影、录像，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在不少国家“世界民族音乐”已被纳入音乐教育体系中。
在音乐教育学理论中，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已普遍成为人们的共识。
在中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中，大量地学习和模仿西方音乐理论，造成了我国传统音乐的日益衰微。
正如管建华教授在前几日的古琴研讨会中提出：中国音乐及文艺诗学注重语义、语境、意义的表达。
而西方音乐分析则注重语态、语法形式的分析，这是中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
在人类学讲究“话语权”的当代，音乐教育学也应倡导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平等对话，而不是文化殖民。
四、结语
音乐教育学是研究音乐教育过程中教育现象的一门学科，他兼具音乐学和教育学的性质。
音乐人类学，则是把音乐置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研究。
教育的目的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更好地为音乐教育打开了人的视角。
面对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唯有守护好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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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论文 13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 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