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标准论文范文优秀27篇》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主创新力的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既要立足于把"蛋糕'做大，又要着眼于把"蛋糕'分好！

贫富差距论文 1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96份其中书面问卷66份网上问卷430份。66份书面问卷中教师12份研究生24份本科生30份。430份网上问卷中有389份来自于华商网该网站的一项民调显示46%的网民月薪为700-1500元另有41份来源于凯迪网络该网站民调显示大多数网民的月薪在2000-4000元之间而且上述两个网站上都有一些网民自称是下岗人员。可见这次调查的对象不论从收入层次上看还是从行业、职业上考察基本上涵盖了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其调查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本次调查结果参见附表。

附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社会调查结果

票数百分比

一、您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大吗？到了什么程度？

很大39880.24%

大8617.34%

中112.22%

小10.20%

总投票者496100%

二、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

市场分配15740.05%

财政分配17444.39%

腐败问题32582.91%

农地征用12231.12%

城市房屋拆迁8521.68%

国企改制21554.85%

股市违规操作10927.81%

其他8220.92%

总投票者392

三、在上述原因中哪些原因是最不能容忍的？（可多选）

市场分配296.00%

财政分配4910.14%

腐败问题32467.08%

农地征用285.80%

城市房屋拆迁91.86%

国企改制6012.42%

股市违规操作132.69%

其他173.52%

总投票者483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1.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的说法社会认同感高

在回答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程度的496份问卷中有80.24%的人选择了很大其中有4人用了“巨大”19人用了“非常大”来描述也有人用“天上和地下”、“孙悟空的一个跟头”等词汇来表达。只有1 也有人用“我的这台台式电脑4000元比我所看到的不发达地区人家的所有家产还要值钱”这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还有人用“干柴已备只缺星火”的说法来强调贫富差距大到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地步。

人们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说法较强的认同感也证实了笔者文中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正视贫富差距问题并应力图尽快缩小这种差距这是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腐败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在回答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的问题时有82.91%的 这种排列支持了本文腐败是贫富差距成因中的关键性原因的观点。有趣的是有网民认为“炒股是自愿冒险本身是投机投机就有成功有失败”的提法支持了本人的股市违规操作不应算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的观点。

列在“其他”一项中的表述以“制度”一词最多“”居其次“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居第三。也有人用“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不同步”、“图有政体的虚名，国家权利被不受民众监督的少数人滥用”等词语来表述更有人直呈“制度是根本腐败是表面”“司法不独立新闻监督力度不够；弱势群体上升空间被强势集团垄断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被强势集团挤占”的看法。这与我们文中所讨论的建立有约束政府、杜绝腐败的观点是一致的。

3.腐败为“最不能容忍的”问题

在回答“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中您认为哪种是最不可容忍的”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占67.08%第二位是国企改制占12.42%第三位是财政分配占10.14%。说明腐败是一个众夫所指的问题。同时对财政分配提出质疑的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说明人们一定程度地认识到了政府财政的顺调节作用并且觉得难以容忍这种非劫富济贫式的分配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平分配责任。

有 对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也随 探明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研究其原因，并寻求对策是探析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三个方面。

1、城乡之间

虽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我国的基本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亦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城市，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我国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居民收入间差距。国家统计局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7年之后明显扩大。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惠农措施，但城乡差距还维持在3.21:1；而根据《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2006年中国平均的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为0. 532,这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

教育卫生差距。截至目前，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 4倍、6. 1倍、13. 3倍、43. 8倍、68. 1倍；而在公共卫生方面，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只能自费医疗，而城市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则为42%。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3年仅占7.12%。而2003年，仅是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财政性补贴支出，就超过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社会保障差距。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使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切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的贫困人口仅能依靠自食其力或乡邻周济勉强维持生计。

2、地域之间

我国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

从生产总值上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作为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51429元人民币处于上中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206元人民币，仍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两者相差近10倍。

从投资上看，2005年，上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9458元，其次依次为北京、天津、浙江、内蒙古、江苏、辽宁和山东，而排名末位的贵州省仅为2720元，不足上海的1/70。

从消费看，2005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北京，已达到18873元，最低的贵州仅为1627元，不到北京的1/110 。

从出口看，2005年上海人均出口额多达5102美元，名列第一，而贵州省仅有23美元，排名最后，两者相差228倍。人均出口额排名前10位者，大为东部地区省市。

3、行业之间

我国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包括集中在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的经营地位及国家的特殊保护，攫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2006年各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例，垄断行业已达到4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不到1万元。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贫富差距是由多重因素造成，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复杂，不同的自然条件对当地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自解放以来的50年间，西部地区平均受灾面积达9000多万亩，约占西部地区耕地面积的近1/5。近10年来，年均受灾面积达1. 16亿亩，其中仅旱灾就占80%。

而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通常要高于其他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直接导致了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源的减少，社会设施的相对缺乏，引发资源滥采、水土流失、土壤质量恶化、沙漠化和自然灾害频发。调查显示，69.9%西部生态脆弱县是贫困县。许多地方陷入了“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2、经济因素

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在我国，所有制变革、分配制度创新、市场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并扩大的根本原因。

从所有制上看，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必然使拥有经济资源的主体多样化，从而使社会财富占有的差异化。所有制结构格局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收入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所有制转型的过程，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乃至激化的过程。只要制度允许人们不平均地占有社会经济资源，那么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就是一种必然。

从分配制度上看，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贫富差距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尤其由于强调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生产要素上明显的不平均，收入差距必然迅速扩大。且现阶段，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己大大减少。在宏观和微观调控手段乏力，社会再分配机制极不健全、远未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收入分配，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市场体制上看，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体制。在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的市场主体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在竞争中失败者支配的资源会越来越少，成为弱者。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就有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并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难免为一些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留了一些余地，而同时剥夺了另一些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3、政治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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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富差距问题解决的对策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从改革税收制度、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1、改革税收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直接税占的比重很低，不利于通过税收来缩减贫富差距，应扩大直接税的比重。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个人，未能充分考虑每个居民的家庭负担和支出等不尽相同的现实性因素，“一刀切”的纳税政策，产生了纳税人之间实际的税负不均问题，不利于缩小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截至2007年底，我国个人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的居民已有41.5万。这表明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已经具备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税源条件，从而可以调节高收入者的财富水平，弱化财富的累积效应，缩小贫富差距。

2、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说：“政府的失败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而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维的束缚，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的现象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因而，在市场经建设济过程 ，资源配置应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主导转变。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就必须减少不规范的行政干预，积极建设有限政府。同时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最终形成“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3、完善公务员申报制度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公务员收入的法律监督，对于阻止权钱交易，控制贫富差距扩大，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反腐形势日剧严峻，迫切需要将公务员的收入申报公示从纪律性要求提升到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其监督范围不应仅限于公务员个人的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家庭及近亲属的各种财产收入。同时，加强立法，形成科学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滋生和权力寻租的“空间”。

四、加强初级分配监管

贫富差距的产生，不仅与我国再分配制度不完善有关，而且初次分配及其不公平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保障初次分配上的公平，对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因此，国家进一步要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工资的发放，尽快使职工福利和收入货币化、工资化，逐步将暗补转变为明补，将个人消费从社会集团消费中剥离出去。增强国企负责人薪酬的透明度，推广年薪制，使岗位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形成内部的分配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李琳、刘一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对策研究》，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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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小鲁：《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载《中国宏观经济分析》2007年第09期。

贫富差距论文 2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门差距比较悬殊。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0.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和1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140%；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科研技术三个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 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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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首先，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主、承包租赁经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相当大地加快了社会财富向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税行为，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据报载，我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偷漏税面达90%以上，其实缴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一般为10%-20%，最高也不超过30%；此外还有无照经营偷逃税款、不报帐或报假帐偷逃税款、买卖发票、开假发票或不开发票偷逃税款等。据1993年《光明日报》披露，我国每年被个体户非法截留税款为26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增加2.6万户百万富翁或26万个十万富翁。如果用于扶贫，可解决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逐年上升，1996年超过100亿，但许多税务人员认为这仅仅是应征税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使许多不法之徒获得高额利润。其三，走私贩私获取巨额利润。其四，过度的资本剥削，使相当多的雇主成了暴发户。许多私营企业主对雇工的剥削十分残酷，有资料表明，深圳等地发生的停工、罢工事件90%以上是由对工人过度剥削引起的。据测算，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经营黄色产业，利用迷信、组织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来。据推算，通过以上“越轨”行为暴富的约有300万户。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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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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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超级秘书网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证。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也应提高，建议参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确定标准。

贫富差距论文 3

论文关键词 罗尔斯 《正义论》 差异原则

一、引言

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对社会理论的“历史包袱”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写道：伟大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当政治、艺术或思想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时，随之而来并从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无所作为的感觉。

罗尔斯就是这样一位让后继者背上包袱的伟大人物。“他促生了政治哲学的复兴，把政治哲学在英语国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即使是他的学说的反对者也同样认可他的贡献。同为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哈贝马斯这样评价罗尔斯的思想，“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时代，罗尔斯的方案可能是恰当的，而且其方式也并非错误”。

罗尔斯终其一生一直“为一个合理的信仰所指导——正义的社会从其现实性来看是可能的（ajustsocietyisrealisticallypossible）”。 他的所有著作都关切正义这一永恒话题。但罗尔斯的思想又并非一成不变，以《正义论》（1971年）和《政治自由主义》（1993年）两部专著的出版为时间节点，罗尔斯的思想前后共分为三个阶段。《正义论》出版以前，罗尔斯偏重于对社会伦理哲学的探究，中期则侧重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晚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万民法》（thelawofpeople）一文中，他改造了改造传统的国家观，提出一种新的弱势国家观继而建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的人民法。

国内学界关于罗尔斯的讨论方兴未艾，且研究的视角在不断地更新，研究的深度也在不断推进，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不仅是由于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行文风格所致，更是由于作者是立足于西方的社会语境进行理论构建的，尽管罗尔斯申明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任何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性，罗尔斯的研究同样也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本文不打算对罗尔斯的思想进行系统的解读和批判性的评述，笔者深知，以目前的知识积累，势必无法超越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其炮制低劣的文章，不如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直接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第二项差异原则来研究中国当下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即贫富差距扩大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

二、正义的两个原则

关于（制度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给出了完整全面的陈述。“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稀于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第一个原则可以概括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两个具体的原则，即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或称差别原则）。罗尔斯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多次重申，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在收入和财富的问题上，罗尔斯关注的与其说是自由问题，不如说是平等问题。 但是，有些社会价值是可以平等分配的，如自由和权利，有些则是无法平等分配的，如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是正义的？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闪光的地方，同时也是引发争论和批判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激进自由主义者而言，差异原则不仅会冒着致使公权力过分强大以至于侵犯私权利的风险，同时，这样一种劫富济贫的思想是违背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了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信条的。其中，罗尔斯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事，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诺奇克教授对差异原则的批判最具代表性。诺奇克认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很容易助长强势国家和强势政府，为政府或国家以兼顾社会少数（处于最不利地位者）利益和要求的名义，来干涉和剥夺另一些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提供道德借口，这同古典功利主义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名义，来干预和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可谓异曲同工”。

三、贫富差距扩大：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一直以来信奉的功利主义学说的批判之上的。罗尔斯认为，在制造蛋糕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好社会的蛋糕。 这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昔日的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各种公用设施有了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逐渐拉大，而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这已经是被经济学理论证成的规律。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具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差距明显和部门行业、阶层之间差距加大等方面。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历史的因素，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地域相差悬殊；人口众多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基础教育水准低下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均衡等，又有体制和政策的因素主要是改革以来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和特区政策、税制改革滞后、寻租和其他腐败行为、灰色收入、垄断行业的存在、职工退休年龄偏低、“内退”现象、失业和“下岗”；住房体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等。

四、差异原则对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想的体现，是一种按照理性改进社会的积极自由主义思想。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结构、意识观念等一系列变革，社会正义是小康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在此时代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一套整体的制度坐标。”

首先，差别原则可以达到补救原则的某些目标。一方面，差别原则并不要求社会去努力拉平不利条件；另一方面，差别原则确实“它改变了基本结构的目标使体制的总体安排不再突出社会效益和专家政治的价值”。

其次，差别原则体现为一种互惠观。罗尔斯通过对道德上“应得”这个观念加以澄清，说明只有实行差别原则，社会合作所体现的互惠互利原则才能实现社会合作本身才有可能。

最后，差别原则又体现博爱的观念。博爱思想既体现着一种心理态度，又与一种思想感情相联系。如果在差距较大、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指望社会成员之间会有很好的思想感情的联系，那是很不现实的，因而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博爱理想就必须缩小社会中的分配差距，实现社会的平等。差别原则中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正好“符合博爱的天然含义”。

贫富差距论文 4

【关键词】遗产税立法；缩小贫富差距；分配正义；税制模式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时称为“死亡税”。

作为一个古老的税种，遗产税最早可追溯到奴隶制时期的古埃及，直到1598年荷兰设立遗产税，现代意义上的遗产税才正式成立。现在世界上共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开设了遗产税。（曾先容：《遗产税制理论与模式分析》，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但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并未开设遗产税，但是因为近几年来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提起，两会上人民代表的积极助推，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已于国务院待审，我国遗产税制度建设近年来呈积极态势。

税收是国家的强制措施，是国家权威的集中体现之一，那就必须要求其背后有广泛而坚强的理论支持，遗产税作为税收的组成部分，其背后也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的，西方关于遗产税征收有如下经典理论（刘佐：《遗产税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5）。

第一，法律说，又称权利说。该理论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聚财富，并非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还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同时，继承遗产并不是上天赋予的，对遗产的继承也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承认。

第二，纳税能力说。此说认为，由于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其财富就增加了，因此其承担税收负担的能力就增加了。根据税收的公平原则，就应当对遗产征税。

第三，溯往课税说。该说认为，遗产税不是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一切逃避税收的追缴。

如要在此处探讨征收遗产税的正当性，就笔者的观点而言，我国现在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和税收调节措施不足的问题，而征收遗产税的直接目的及结果分别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并借助这种再分配来缓和贫富不均。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征收遗产税是实现社会财富均衡的有效措施之一，并且参见上述理论的“纳税能力说”，笔者还认为，虽然遗产税征收的对象是特定的高收入人群，但是这是基于纳税能力做出的调整，也是税收公平的体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征收遗产税是具有其正当性依据的，遗产税践行了税收公平原则，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财富均衡分配。

遗产税的正当性理论在宏观上指引着其实际功能的定向，现在笔者具体阐释一下遗产税的功能和作用。

第一，保障社会公平。比起制造公平竞争的机会，遗产税可以对分配结果进行再一次调整，从结果上保障分配公平，显得更加直接和高效，虽然这也有可能会削弱部分人竞争意识，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遗产税效果的理由；

第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遗产税也是税收的一种，可以扩大政府的收入来源，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其直接作用；

第三，遗产税具有增加社会福利的功能。遗产税对慈善捐助行为产生了较强的正面影响。美国的遗产税报表数据也显示，富人会更多地选择慈善捐助。此次两会遗产税提议人朱继民先生亦称，开征遗产税可以减少人们不劳而获的可能性，鼓励高收入者生前多捐钱多做好事，刺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在提倡遗产税的同时，称已将自己90%的财产捐出。

基于前文的论述，遗产税具有合理性和积极作用。那么，我国的遗产立法现状与如何进行合理的构建则将被推至讨论的核心。

朱继民先生指出，现阶段我国开征遗产税已有了较为坚实的立法依据。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征税对象。其次，收入悬殊越来越大，遗产留给后代，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先地位甚至无需竞争，与“勤劳致富”的观念相违背。

笔者认为，现在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有加强的趋势，这一社会现状基本上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的社会现状不仅是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并且还是迫切推进各种缩小贫富差距措施出现的推动力，虽然遗产税的施行作用还有待确定，但毕竟其被推到一个值得一试的位置。

关于遗产税制度的构建，笔者也有一些看法。

首先，完善立法，为遗产税的推行营造良好的法律背景环境。将遗产税与赠与税合并，避免持有人以各种赠与形式转移财产，防止避税现象的发生。结合我国现状选择总遗产税制模式和累进税率结构，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确定并适时调整起征点，科学确定扣除项目等等。

其次，建立健全个人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刘双：《遗产税公平与效率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征收遗产税需要有准确的个人财产数据的依据，健全有效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可

最后，还需健全遗产评估机制，做好财产评估工作（刘双：《遗产税公平与效率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财产的种类众多，形态各异，动产会在流动中变化，各种股票，基金的转移与流动更是难以把握，遗产的评估工作是征收遗产税的一项技术上的难题。毕竟精准地确定遗产数目可以让遗产税征收工作更能让人信服，减少争议的发生。

遗产税制度的建设，已经逐�

【参考文献】

［1］苏建华。 西方国家爱遗产税理论与实践——兼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合理性。 涉外税务，2003.

贫富差距论文 5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2011年1月份，我国内地GDP达到58786亿美元，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有望突破4000美元关口。但同时，我国内地的贫富悬殊也创下历史新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升至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越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尽管数据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 贫富差距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然而以下两方面尤为突出。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同阶段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总体呈扩大趋势。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趋势。

(二)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

在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不同的地区都在努力推进经济建设进程，然而，由于区位优势，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迥然不同，其总体趋势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中西部发展较为缓慢，由此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三级梯度的情形。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23153.21元，中部地区为15539.39元，西部为15523.03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953.21元，中部为14367.11元，西部为14213.47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始终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中西地区间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

二、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一)市场竞争带来的贫富差距

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就要引进竞争机制。竞争是效率的重要保障，而只要有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贫富差距就会拉开。可以说，部分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结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放在效率层面上，坚持效率优先。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以效率为先的市场机制的确立，是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源泉与动力。

(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产生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扩大也是长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逐步取代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的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来看一下城乡差距的例子，刘易斯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劳动要素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因此，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成了稀缺要素。工人的收入就会增加，而资本就成为较为充裕的生产要素，其收入份额就会下降。这样以劳动力的过剩变为短缺为转折点，收入差距由上升的趋势变为下降的趋势。

通过上文的图表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缩小，而是呈现逐步扩大趋势。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明显，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发现，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实现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例如，我国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制度使二元结构制度化。户籍制度门槛决定的歧视性就业政策、歧视性社会保障措施等导致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

贫富差距论文 6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 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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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 郑群（曾任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第四支队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现为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会长）我原拟午休后再拜读今年第4期刊物，但一下子爱不释手，看了大部分文章，深感贵刊有水平，还有一批敢于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并敢于对现实提意见、建议的作者，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的文章刊登。（2013年4月5日）

广东广州 曾添贵（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特邀巡视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我是杂志的“铁杆读者”了。杂志品位高、政治含量高、思想价值高，融政治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围绕中心又富于前瞻，以史为鉴又有现实指导，内容丰富活跃，封面醒目，改版很成功。

我在公安厅、司法厅工作，所接触的读者品位较高，他们都把《同舟共进》当作收藏品，放在书架上，归属于藏书类。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节目，在引用的广东报刊里，《同舟共进》的频率是较高的。

《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创立的一个品牌，也可以说是政协的一扇窗口，可以依托政协的人脉扩大影响，如政府参事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参事中民主党派成员占60%以上），这些都是潜在的读者，可以发动他们订阅。其次，可以向高校的文科院系发展。第三是老人群体。政协委员里面的企业家可以多支持，可在杂志上做宣传，这对政协、对杂志本身都有利。（2012年12月28日）

垂直流动性研究比贫富差距研究更为重要

北京 茅于轼（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贵刊2013年第7期有四篇文章讨论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问题，但都没有谈到从低收入移动到中高收入的机会是否均等，渠道是否畅通的问题，也就是一般称之为垂直流动性的问题。我认为垂直流动性的重要性不亚于贫富差距本身，甚至比分配差距更为重要。

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固然不好，差距太小未必就好。最典型就是吃“大锅饭”，那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大体上接近于“大锅饭”，特别在农村，造成对农业的很大破坏。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劳多得，粮食产量立马就上去了，解决了建国以来一直没解决的吃饭问题。由此看来，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让其自然发展，必然产生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差距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那是多劳多得的结果。在一个充分竞争，有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收入按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分配，也是一种合理或公平。但人们不仅仅追求富裕，同时也追求平等。过分的差距给人不符合真善美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控制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控制的办法首先就是取消从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的障碍。而我国目前的首要问题恰恰是垂直流动性不足。原因是垄断集团和特权阶层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公平竞争很难保证。与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现在的垂直流动性大不如当时。那时候产生了许多“万元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社会底层“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发奋读书考上大学的青年人，甚至有劳改释放人员，他们都不是靠上一代的关系致富、出名的。反观现在，要想找一份好工作都得靠社会关系，托熟人，走后门。

贫富差距比较容易观察，有许多现象可以说明差距的存在和大小，而垂直流动性是看不见的，它的存在比较隐蔽。所以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很少，而研究贫富差距的学者很多。这一偏差值得我们注意。（2013年7月14日）

精彩纷呈，难能可贵

重庆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读完《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最突出的感受是各栏目精彩纷呈，难能可贵。

专题策划“收入分配改革与民众的蛋糕”聚焦收入分配改革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极富现实意义。专家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王小鲁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也不能指望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完全解决问题，需要有决心推动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李实分析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改革遭遇的难点，强调改革具有紧迫性。陈季冰认为，中国福利建设不能简单模仿“北欧模式”，当前和今后的保障制度建设，必须处理好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手段之间，以及医疗教育保障均等化与享受标准差异化之间的关系。郭巍青认为，在向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几乎是必然的。它本身具有激励效率、激励创新的功能。然而，如果不平等过分巨大而且固化，那就是不公平。党国英为缩小收入差距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陶短房指出，中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抽肥补瘦”的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

除了专题策划聚焦重大现实问题之外，“前沿观察”与“舟边絮语”也对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薛涌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美国模式，似乎办大学就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就要学习美国。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不断扩招、升级，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头重脚轻，大学生严重过剩，技工严重不足。如今，美国开始注重社区大学的建设，注重技术工作的培养。这一重要转向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也应当切实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文章对于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很有现实意义。据《中国青年报》7月3日报道，教育部对201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排名结果是，第一“985”高校，第二高职院校，第三“211”大学，第四独立学院，第五科研院所，第六地方普通高校。看来，人才市场已对高校毕业生做出了选择，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已迫在眉睫。“舟边絮语”中陈四益对“到此一游”这种不文明举动作了寻根问底的剖析，指出在全体国民中树立爱护国家各种文化遗存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相关的立法，需要从上到下的守法，需要对中华文化瑰宝的敬畏，更需要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第7期众多的文史文章各有千秋，耐人寻味。《江一真：风雨雷电中的“一根筋”》记述了高级领导干部江一真一生始终坚持讲真话、办实事、为人民不怕丢乌纱的“一根筋”精神，令人肃然起敬。1940年底，英国截获德军将轰炸考文垂的情报，但为了英国的总体军事战略，丘吉尔毅然决定只进行正常防卫，以考文垂的巨大牺牲保护英军的情报系统，为英国以及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丘吉尔的一次艰难决定》一文再现了丘吉尔在关键时刻的大智大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呈现了当年西北的落后面貌，通过回看历史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如今西北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让人感到建设西北的使命任重而道远。《邵洵美：蝴蝶飞不过沧海》与《“一代诗哲”方东美》两文所叙人物，各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性情怀抱、学识追求，但其书生本色、独立精神，同样令人感动，让人重温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读〈叶剑英诗词选集〉并集外两首》虽是谈诗论文，却从诗文角度再现了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际遇，让人顿生无限缅怀之情。

贫富差距论文 8

关键词： 贫富差距； 马克思主义； 改革

中图分类号： B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3-0072-01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已经在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伴随着改革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贫富差距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成为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以0.3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则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九十年代开始基尼系数开始大幅上升。从九三年的0.4跃升到二零一二年的0.55。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一个半世纪以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充满活力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力求正确认识时代的矛盾，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改造相结合，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密切关注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并且从中反映时代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清晰地看待问题，和正确的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贫富差距的成因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的本质造成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的基础上生成的，是生产力整体自己决定自己各部分之间的生产关系，若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生成性对应关系。贫富差距就是生产力满足不了生产关系的体现。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资源稀缺性和贫富差距都是如影随形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方面受到直接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有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受到资本的限制。多样性的差异导致贫富差距成了一种必然的状态。

1.不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清晰，往往是政治之外无社会。国家之外无个人。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激发了潜在的差别和公正的矛盾。

2.不合理权利的结构，贫富差距作为人的经济体现和现实表征。其根源往往在于不合理的权利结构，研究表明，权利及接近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解决贫富差距的启示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所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抓住了我国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我们要解决好贫富差距的问题。

（二）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各种社会的形态的下的贫富差距都是存在的，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人的差异只要存在，贫富差异就会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世界的必然。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范围内，就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有好处的。一定的差距，会使经济更有活力，会使科技更加进步，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有了更充足的动力。辩证的看待贫富差距，普遍联系的看待贫富差距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三）改革是减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2．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会涉及许多利益的调整。这不仅会使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而且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改革不能因此而退却，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3．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有效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保障社会安定有序。4.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权利架构。把公正确立为权利边界的核心理念。公正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整个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公正的缺乏不仅导致交易政治的泛滥。也导致正常市场秩序的破坏和混乱。必须使权利与价值关系的在正确的位置上。使权利为价值服务。变政府的一元领导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元制衡。确定政府权利的范围。变统治为治理，权治为法治，管理为服务。市场指的就是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解决效率和财富问题。公民是社会的主题。完善公民社会是保证民权。实现公民自治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基础。政治的根源是经济。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人们的根本经济与物质利益，保障人们的经济与物质利益的实现。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必然会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中国在面对当今社会的巨大机遇与挑战时，我们应当克服自身在处理矛盾上的盲目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让先进的社会意识占据统摄地位，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使人们的自觉地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需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核心和传统，也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和创新，传递着永恒的现实作用和意义。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就是合适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贫富差距问题，在改革发展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解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0.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人民出版社，1999.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1.

[4] 谢静。论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

[5] 何妍玺。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

贫富差距论文 9

1.1变量选取与数据对于贫富差距，本文选取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并将其作为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众多，包括我国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差异、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因素，其中很多并不能衡量并量化，所以本文的研究也仅限于选取少数重要且明显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本模型中选取的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除了加工贸易这一本文研究因素外，还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基尼系数是介于0到1的小数值，而加工贸易额和国民生产总值又是一个上万上亿的大数，直接用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变动太小对于经济意义的解释不明显。因此，本文用加工贸易总额的对数衡量加工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代表。实证数据范围是2000～2009年十年间。由于GINI的官方数据缺失，笔者选取了胡志军2012年《基于分组数据的基尼系数估计与社会福利：1985～2009年》中计算的基尼系数，加工贸易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GDP、CPI和失业率数据来源于各年《国家统计年鉴》。

1.2模型设定及参数估计显然，回归� 本模型选用Eviews7.0作为操作分析工具。由于大多数经济变量都存在明显的趋势特征，因此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扩展的Dich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发现5个变量均不是平稳的，而它们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且非平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次，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接着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由表1得到可决系数=0.974782，修正的可决系数=0.95460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很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48.31>临界值=5.96，表明拒绝的原假设，即解释变量整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P值小于0.05，说明拒绝、的原假设；反之，对应的P值大于0.05，说明不能拒绝、的原假设。t检验结果说明失业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对基尼系数有显著的影响，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基尼系数上升0.279099，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推动了贫富差距加大，这和“倒U型理论”存在一致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化差距必然存在且加大。失业率每增加1%，基尼系数上升0.038364，失业率的主体来源于青年，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由于失业会变得更遭，越来越穷，而富人在用现有的资金赚取更多的财富。于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进一步显露。本文的实证表明了失业率和经济的增长都将加大贫富差距。而加工贸易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我们稍微放大显著性水平时，例如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消费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就会变得显著，且居民消费水平每增加一单位，基尼系数就下降0.004102。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PT对应p值0.1049仍旧大于10%，加工贸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但我们可以注意到LnPT对应的参数为-0.094724，说明LnPT对GINI的影响是负的，即加工贸易并不会加大贫富差距。

2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2009年加工贸易对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不会加剧我国贫富差距，但对其进行的计量检验发现它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加工贸易作用于贫富差距的方向和大小并不明晰，还不能依此做出判定。针对我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加工贸易的关系仍旧有待实证检验。有学者认为是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贫富差距，但是我国正在大力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针对这两个方面本文有以下建议。(1)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是我国的重点任务之一，而提高贸易结构意味着我们需要大量搞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用得最多的方式就是加工贸易。因此，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条件，不能因为加工贸易可能存在的拉大行业或地区的收入差距等负面影响而否定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仍应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2)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学者们关于此的研究有很多，众多研究表明我国贫富差距并不是主要由贸易造成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无疑是贫富差距的根基，我们可以针对我国现有税收、优惠等制度，缓解改革带来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完善市场机制，减小贫富差距。(3)根据倒U型理论，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异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所以不必夸大但也不能忽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坚持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转型的发展步伐中也要密切关注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并针对性地缓解或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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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艳良锯腿事件；贫富差距现状；私力救济方法；解决措施

一、极端事件频发引人深思

锯腿硬汉，这是保定农民郑艳良人生中最残酷的标签，因患病后右腿坏死，这名46岁的汉子在床上等死3个月，深陷贫穷和疾病带来的双重折磨之中。2013年4月，腿里钻出的蛆刺激了他，他终于狠下心来，自己动手，一个钢锯条、一个包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一个小水果刀，15分钟，咬掉四颗后槽牙，锯掉了坏腿，虽然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但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他成功地救活了自己，真正的救赎姗姗来迟――媒体报道了这位锯腿硬汉，引发全国舆论关注，当地政府随后介入，承诺会帮助他继续治疗，这个极端的做法，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有郑艳良的“好运”。

由郑艳良锯腿自救到农妇吴远碧剖腹自医，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不具有偶然性，吴远碧的话至今不能让人忘记：“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不用再拖累家人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坚强的有点残忍，可是不残忍挥刀自剖，谁又能医治她的病痛？更悲痛的是在她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后，只挺过26天就走了。郑艳良和吴远碧的举动惊天动地、震惊世人，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

放弃，是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做出的无奈选择，得了大病基本就是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如今，虽然实现了新农合，但是新农合只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人生大病，全家受穷”的局面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二、锯腿事件折射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郑艳良还是吴远碧，他们的惊人之举本意是无奈的自救，可是无形中却起到了示范作用，遇到困境，不去求助政府和法律，通过极端的方式获得关注和救助，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该事件同时反映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就拿郑艳良来说，锯腿事件之后他“怕自己的事降温”，没有了关注度，就意味着他后续的治疗没有了着落，舆论报道似 诚然，和舆论监督是一种快速便捷见效快的解决方式，但是这类方式究竟能走多远，给社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仍值得推敲。

郑艳良和吴远碧只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下贫困的典型代表，个案的解决不代表我们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要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还需另觅正途。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也呈欣欣向荣的态势，但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不可忽视，郑艳良和吴远碧们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可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受益，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个事实发人深省。

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 而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超过0.4为“警戒点”。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其中2013年为0.473，说明我国确实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能够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如果贫富差距不合理，其危害性更大。其一，贫富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差距等。其二，贫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差距过大，会加剧群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少社会矛盾隐而未发，过分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三，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但是差距过大容易使群众丧失信心。

四、贫富差距的解决之道

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完善法律和相关保障措施。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群众求助有道，降低门槛，把处于生死边缘的群众纳入保障范围，除了依赖和舆论监督，已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完善我国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税收无论在税制上还是征收管理上，都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税收分配作用的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其二，完善消费税，有效调节高消费；其三，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要宽；其四，完善财产税体系，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面调节；其五，强化税收征管，加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

第三，通过立法鼓励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向贫困地区投放，只有将资源向弱势群体投放、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者更贫，无限恶性循环的问题，而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往往也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所致。

只有切实可行的法律途径和系统全面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更多类似郑艳良、吴远碧的悲剧发生。

参考文献

[1] 符启林。论贫富差距的法律调整[C].北京：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辑，2013.

[2] 王继元。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02）：42-46.

贫富差距论文 11

论文摘要：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在矫正个人收入差距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呢？

论文关键词：个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流转税矫正征税范围纳税人财产税税收政策取向

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转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三)新开征一些税种

开征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为课征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失业人口增加，除了开展必要的社会再就业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决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就必须建立起以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年轻给年老做准备，在职给失业做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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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 12

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自由化、政治转型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一直是比较政治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区域。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20世纪80、9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学术研究热潮。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这一命题，强调东亚各国／地区政府强烈的发展意愿，即通过“强政权”驾驭市场和控制社会来引导经济发展，从而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崛起作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④不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的政治转型不断挑战发展型国家理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研究者注意东亚“强政权”治理能力在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兴起后不断流失的现象。①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亚曾被当作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性地区，但对近年来东亚政治变迁整体趋势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比较少见。亨廷顿、李普塞特、戴蒙德等政治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威权政体合法统治权威下降，加上政治领导人的能动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②按照亨廷顿提出的“两次轮替测试”，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通过定期选举实现了两次平稳的政党轮替，算是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③这意味着以往“威权—反威权”的对抗性的政治议题结构应该消解，新的议题类型应该形成。例如，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其内部政治经济的冲击、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分配政策等议题，正进入方兴未艾的选举政治竞争中。不过，尽管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国际社会科学界对于新的政治议题尚缺少足够的实证研究。其次，过去的东亚政治变迁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相对忽视基于经济社会变迁的公共政策因素。④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认为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本省／外省、本土／外来、独立／统一等对立性的认同政治矛盾，塑造了台湾两大政党竞争的形态。⑤而在本土化思潮崛起的年代，甚至民主／威权这对矛盾也与上述社会分歧相联系，形成了所谓台湾本省籍人追求“自决”和“民主”，外省籍人乃是“统一”和“威权”之代表的二分论述。近年来，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民主／威权、统／独等二元对抗结构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具体的公共政策议题。韩国政治发展研究存在同样的问题：反威权、后殖民的明星政治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直是研究重点，而近10余年来韩国“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交替执政下的公共政策难题却很少进入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再者，过去10多年来比较流行的“民主巩固”理论从制度主义视角为政治变迁设定了一个相对静态的标准框架，较少考虑政治转型以后的新问题与新变化。①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民主政治十分活跃，影响到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因此，仅停留在民主程序的巩固上，很容易忽视治理绩效问题的重要性。最近，有关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本国本地区民主内涵、政府绩效、选举信心等方面认识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提示我们：首先，东亚地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度较高；其次，东亚正在形成以治理绩效为主的民主观；再者，选民越来越重视公共政策和本地民生，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威权vs．民主”口号。②这些状况为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的选举运动走向相对理性（但依然激烈）的公共政策竞争奠定了基础，而不至于出现欧美的政治极化或西亚北非的政治极端主义。③概言之，“发展型国家理论”难以捕捉当前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环境中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的新问题，“民主化”、“民主巩固”等命题主要从政治体制和选举程序讨论政治发展，对东亚当前政治变迁问题的解释也颇有局限。东亚多数中小规模的经济体，长期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在2009—2010年间连续几个季度处于经济衰退状况。因此，我们要考虑的不再是过去几十年间习以为常的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政治发展，而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下的政治变迁，而后者在选举运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古勒维奇运用“政治经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路径，对19世纪末以来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如何影响欧美五国的社会联盟与政策选择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各种社会行为者的利益主张和政治联盟往往更加清晰和活跃，围绕着政策选择的政治斗争因而更为集中。①这启示了本文对经济衰退时期东亚地区选举政治的探究。本文从经济社会变迁和政党选举运动两个层面入手，重点分析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两场选举运动，探究近年来东亚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扩大与不平等问题如何影响选举政治模式的变化，以总结当前东亚地区比较独特的“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

二、东亚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公共政策需求

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世纪50—90年代的持续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几年后消退，2001年以后东亚地区基本进入比较稳定的增长阶段。梳理2002—2012年东亚经济状况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态度，有助于理解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政策需求和选举政治演进动力。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冲击

（二）东亚民众的政治信心与公共政策需求

在政治层面，近年来东亚多个国家或地区刚刚完成民主政治转型，民众比较信任新兴的选举政治运作，且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活动。2007—2008年“亚洲动态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多数东亚地区民众看来，新兴的民主政体大致符合允许竞争性、自由和公平选举等标准；除新加坡外，多数东亚公民认为政党或候选人在选举中能公平使用媒体；多数东亚公民认为该国或地区上一次的全国性／地区性选举大致是自由和公平的，参与选举投票的比例相当高（全体平均72．5％）。①东亚各国／地区民众对选举政治的高信任度和参与热情，使得主要政党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民生问题作出反应。2008年以来，东亚的选举政治笼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振兴产业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提升就业率成为热门的选举政见。其中，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压力与公平分配需求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公平分配优先的政党一般被视为“偏左”政党，希望着力处理贫富差距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分配端的冲击。主张经济增长优先的政党则被视作“偏右”政党，希望通过促进产业振兴达到经济复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增长端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促进出口增长、保障民生、实现经济复苏等公共政策需求，在自由市场、出口导向、股市发达的东亚中小规模经济体中具有典型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波下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见图2）。这是一个内部政治与国际经济、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政党政治与公共政策多维互动的政治经济过程。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东亚产业经济大幅萎缩，使得各国和地区内部出现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与通货膨胀压力；紧接着，各主要政党利用选举政治平台提出增长优先或分配优先的公共政策政见，试图应对金融危机对各个经济端口的冲击。当然，增长—分配—消费三者紧密相连，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采用“理想型”的政见，但会根据自身既有优势、选民基础和议题偏好，既采取偏重某一方面的政策取向，又迎合中间选民的政策需求。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外向型中等规模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都经历过强政权主导下的持续经济增长，也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得以重振经济，并在最近20年经历了政治转型，一向是比较政治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案例。因此，分析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如何影响2012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选举运动，有助于检验东亚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模式。

三、中国台湾地区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演变

（一）台湾的贫富差距状况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①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衡量贫富差距的两个基础指标———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②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变动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40多年，由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民营中小企业的兴起，台湾贫富差距较小，社会分配比较公平。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10余年发生了变化。1990年，台湾的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分别为0．312和5．18。2004年至2011年，台湾的基尼系数逐步上升，到2010年达到0．345的阶段性高峰，此后两年都维持在0．34以上。同时，台湾的大岛指数在2008年以后迅速攀升，达到2009年的6．32高峰值，此后虽略有回落，但并未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这说明，过去10年台湾贫富差距出现高位徘徊，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台湾最富有阶层和最贫困阶层的所得分配差距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地拉大。（见图3）分析台湾地区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数据可知，①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家庭所得增长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越贫困者越明显，越到经济衰退时期越明显。将台湾地区全部家庭按所得高低五等分组后，对各组可支配所得的年增长率和同期台湾地区人均年均GDP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1）所得最低的两组（最低组和次低组，共占40％家户）平均所得均为负增长；（2）五组家庭呈现出平均所得越低，则所得减少越明显（最低组为—0．39），平均所得越高，所得增长越明显（最高组为0．85）；（3）10年来，所有组别的所得年增长率（总平均0．23％）低于人均GDP增长率（0．6％）。图4可以直观地看到按家庭所得划分的台湾各阶层的利益受损情况，下层（最低组和次低组）的所得增长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上层（最高组）的所得增长在2008年以后超过经济增长。这显示了各阶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2010年台湾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导致民众的生活期望值呈现出戴维斯所说的“J曲线”，而2010—2011年台湾的短期经济复苏未能阻止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相对剥夺感”或“相对贫困”。因此，台湾执政当局引为政绩的经济复苏被舆论称为“无感复苏”。同时，分配端的薪资停滞和消费端的物价持续上涨，为在野党的选举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总的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地区低所得水准家庭的所得增长率下� 因此，一方面，台湾地区各政党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分配公平优先的选择难题由此进入公共政策的辩论空间。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以往缺乏清晰、稳定的阶级认同，缺少阶级对抗的社会基础，但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和从业结构的变化显示，一个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已� ①调查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40％—50％的台湾民众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这种阶层认同感在最近5年处在40％上下。②直到今天，台湾地区的自主劳工运动依然缺乏对抗性的阶级认同，通过“兄弟义气”进行基层劳工动员的流行方式，限制了台湾阶级运动的发展。③此外，由于受两岸经贸发展和出口布局的影响，台湾的产业经济从加工制造业到高科技研发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共同的发展利益，企业兴衰又与就业和家庭所得密切相连，因此，企业和就业没有形成严重的对立。于是，2012年1月上旬台湾地区选举前夕，台湾大中小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九二共识”，间接“挺马”，对选举结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台湾选举政治演变与公共政策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台湾地区政治转型中，“认同政治”以省籍—族群—统独争议的形式出现在多次重要选举中。这种现象在李登辉当政后期（1996—2000年）和当政时期（2000—2008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掩盖了其他经济社会议题。蔡英文第一次担任主席期间（2008—2012年），恰逢台湾地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内部贫富差距加剧之际，的选举主轴转向“中间偏左”的路线，发动民生政策议题以动员中下阶层选民。2009年5月，“新潮流系”台湾新社会智库发表社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中间偏左本来就是的立场。”①这充分说明，迫于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为赢得选票而不得不调整选举主轴。从2010年“五都选举”②到2012年“大选”，不得不直接面对促进经济复苏与缓解贫富分化的双重挑战，同样面临经济增长优先与分配公平优先的选择难题。1．基于民生问题的选举策略变化2010年底至2011年中，笔者多次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地访谈重要智囊人士和党内干部，他们多数认为应该扭转时代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亲近企业财团的重商倾向，紧扣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社会突出的民生问题，重新把握选举议题的主导权。③蔡英文的重要智囊陈明通教授认为：“现在的路线就是要回归社会中下阶层，老老实实做好左派政党，才有选票和前途。”④考察2010年底台湾“五都选举”，可以发现民生议题成为该党选举动员的主要内容。在“五都选举”中，执政当局虽然注意到贫富分化问题，但是政党高层与大企业的往来已经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经济政策上体现为照顾大企业的利益，相对忽视公平分配问题。⑤尽管内新生代也注意到中产阶层日益脆弱，弱势和边缘群体存在反抗心理，但很难立即在政策上有效照顾他们的利益。占全台湾人口60％的“五都”选民对两党竞选主轴的态度延续到了2012年“大选”。在2011—2012年的台湾选举运动中，一度重视宣传执政团队带领台湾经济走向复苏的政绩，而随着选战的推进，则愈来愈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2011年11月之前，不断强调，执政团队在2010年创造出10．88％的经济成长率，为24年来新高，“让人民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⑥但是，的选战策略迫使竞选团队改变选举策略，将政绩宣传从经济复苏转向民生政策。2．公平分配问题与选举公共政策2011年8月，公布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该政纲“总论”分析台湾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据此，《十年政纲》列出6项基本主张：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永续发展的安全环境、多元开创的教育文化、人民参与的民主深化以及多边稳定的和平战略。其中，前两项主� 所谓“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是指面对台湾人口老龄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组、失业增加及工作贫穷扩大等社会新风险，当局必须建构“永续的社会安全网”，重视各项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及永续性，同时应维护就业稳定、所得增长与劳工权益，力行税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缩小台湾的贫富差距，营造高就业、高平等的和谐团结社会。在的压力下，整合选举政策主张，以应对公平分配问题。主要举措概括如下：其一，“政府挺银行、银行挺企业、企业挺劳工”的金融政策，由行政当局提出对银行存款的全额担保，并要求银行尽量不要对企业抽银根。其二，推动实施“二代全民健保”，采用双轨制征收保费，使有股利、利息等高额收入的民众多缴保费，而依靠工薪过日者的保费则略有缩减。其三，通过“奢侈税”立法及实施，遏止北部都市区的投机炒房行为。其四，推出“居住正义”的整体配套措施，运用公有地，减轻年轻人缴付巨额房贷利息压力。其五，《社会救助法》新制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直接让全台湾86万低收入人口和弱势族群受惠。2011年11月，团队在社会福利和农民生产生活问题上提出新议题，包括调涨“老农津贴”、“中低收入家庭儿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等。3．两岸关系议题纳入台湾公共政策议题两岸关系始终是影响台湾政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2012年台湾地区选举中，两岸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吸纳进公共政策辩论之中。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台湾地区所谓的政治主体性和经济安全，采取两岸关系议题的“政经分离”策略。这从其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首先是躲闪“九二共识”政治议题，积极主打所谓台湾民生议题；在无法回避ECFA的形势下，把两岸经贸议题与“九二共识”切割，纳入台湾民生议题之中。对此，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强调ECFA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主张ECFA能够促进就业和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有助于缓解贫富分化问题。①这样，在2012年选举中，两岸议题不再是单纯的认同问题，而是与台湾经济民生紧密相关的问题，再次突显了台湾选举政治中动员模式的变化。由此可见，在台湾选举政治中，统独认同议题逐渐降温，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经济民生公共政策辩论不断升温，尤其以2012年初的“总统”选 蔡英文陷入两岸政策的泥淖难以自拔，无法在经济增长端妥善处理两岸经济合作与台湾产业振兴，导致在分配端和消费端上缓解贫富分化的政见失去可靠的经济基础，最终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总的来说，台湾选举政治反映出东亚“经济衰退—贫富分化—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并且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特殊性和台湾政党政治的族群认同背景，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四、韩国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演变

（一）韩国的贫富差距状况

作为出口导向的开放经济体，韩国经济社会同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资料显示，2005年韩国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是3902万韩元，2011年增加到5098万韩元，6年内增幅达31％，同期的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则从3050万韩元下降到3015万韩元。①这不仅反映了韩国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且说明韩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加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的基尼系数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相差并不大，但直接反映各阶层收入差异的大岛指数却连年达到7．0以上，并从2008年的7．39剧增到2011年的7．86，达到10年来的新高，反映出贫富阶层的差距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加速扩大。（参见图5）如图6所示，全部韩国家庭按可支配所得的高低进行五等分组，比较各组家庭所得年增长率（柱状图）与韩国人均GDP（折线图），可以看出：2008—2009年，最低收入的家庭和次低家庭所得增长率为负值，且2008—2011年间这两组的所得增长率都明显低于中间所得组、次等所得组和最高所得组。这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低所得家庭总是最先遭殃，且受损最为严重。

（二）韩国选举政治演变与公共政策竞争

在韩国政治转型中，政党政治呈现出的明星化、地域化、财阀干预和普涵式等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民生问题凸显背景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自1988年以后10年的韩国民主化时期，韩国政党政治形成了以下主要特征：（1）明星政治，即由少数几个政治明星组织、控制不稳定的政党，进行选举动员；（2）地域政治，即大国家党、自由党等“保守阵营”主要以岭南地区（庆尚南、北道）和忠清地区为大本营，主要以湖南地区（全罗南、北道）为选举票源地；（3）财阀政治，即韩国财阀通过政治献金、利益干预、决策影响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党运作；①（4）普涵式政党（catch－all　party），指韩国的政党缺少意识形态背景和鲜明阶级属性，每个政党必须满足其追随者以及所属地缘社会的需求。②这4个特征相互作用，直接决定了20多年来韩国的政治生态：名义上是多党制，实际上已经形成两大政治阵营———以大国家党为首的“保守阵营”和以为首并包括市民统合党、民主劳动党、开放等左翼政党的“进步阵营”。2011—2012年，民主统合党在大选期间采取中间偏左路线的选举策略，其中不乏民主劳动党打开的政治空间。2．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次地方选举的公共政策效应李明博执政期间实施了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强化了对民众意见表达渠道的管制，引发进步阵营的强烈批评。①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出口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引发中小企业倒闭和失业高潮。于是，进步阵营的政党在2010年6月“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期间将公平分配问题操作成核心议题。表1比较了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两次地方选举，可以看出：2010年以为首的进步阵营在地方各个层级选举中的获胜席次都大幅超过2006年，大国家党则全面退守。这和2010年11月台湾地区“五都”市长选举十分相似。原本作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先锋的在野党，利用2008年以后恶化的经济民生问题大打“社会公平”牌，推出以民生议题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辩论，从而巩固其在地方县市的执政地位，扩大其社会基础。

贫富差距论文 13

「关键词社会公正/研究/述评

当今国内的社会公正（正义）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间，国内有关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公正问题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带[1]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公正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的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2]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尺度和基本规则体系，社会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尝试从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献回顾式梳理。

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笔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之所 近年来，国内学者正在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事实上，这些变化早已超出了那些认识改革过程的旧思维框架，旧思维已无法把握新出现的社会问题。[3]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在到来。这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向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社会公正问题。孙立平指出，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分界，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我们在讨论和推进今天的改革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因素。[4]吴忠民也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尽管中国社会在某些同公正相关的部位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比如，机会平等的理念与准则在中国社会开始初步形成，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在公正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发展的成果，进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社会公正理论。[5]第二，社会学的深层理念。社会学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传统其实就是一个关怀社会公义和平等的传统。[6]郑杭生认为，社会学的深层理念不是别的，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尽管社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办法。大多数社会代价往往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话语权很少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渊源。[7]李强也指出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而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经济效益和利润，社会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经济学而言的，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即分配模式是否公平的问题。虽然社会学探讨的问题很多，但不管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还是社会改革等等，公平都是核心问题。[8]正是秉持上述学术理念，中国社会学者不失时机地开展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学者从法律、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和经济发展的层面出发关注公正问题，并有各认识主体对正义的理解分歧而造成的话语论争，但是其思考的深度和系统性明显不足。[9]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哪些人在改革中获益？哪些 概而言之，研究者们关注并研究的焦点、分析角度及思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公正问题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解释成为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以及争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基本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及其机制的研究；二是�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变迁问题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研究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这使得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演变为向少数人手中积聚。[2]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社会分层中的公正性问题。郑杭生提出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开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谓公正性，就是指各种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分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间的级差是合理的。[11]由此，在讨论我国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时，要特别注意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相随相生的现实后果。我国阶层的新变化，一方面，是“社会要有活力必须有一定差距”这种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沉痛教训转化而来的好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扩大、社会公平度下降、包括城乡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7]李强从公平的角度讨论了地位不平等或地位差异的问题。他认为，社会分层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组成的：一是“地位差异结构”，二是“地位准入”机制。由此，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即“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和“地位准入”的公平观。改革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可以说，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观念的巨大的变迁。[12]王小章则指出，一种分层机制若要被人 就社会公正而言，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是同步的，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机会而后者承担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这是我国改革过程中最需要反思之处，也是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机制最根本的不公正之处。[13]还有学者从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方面切入，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例如，吴忠民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有两大特征：一是原有的主要群体弱势化，二是形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群体结盟。[14]特别是前一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它主要表现在：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成员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等诸多方面。[5]

（二）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权力和社会声望三大测量指标。在这三种指标中，贫富差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8]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收入差距是否已超过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是否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合理秩序甚至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否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对于如此等等的问题，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15]社会学者秉承学科的人文关怀理念，并凭借自身的学科研究优势，一直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问题。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问题。李强指出研究经济地位比较简洁的办法是研究收入，特别是近期收入。但是也应看到在我国研究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的难度。因此，在研究收入时，有必要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对于收入的可信性进行测定。[12]李培林则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对社会公正的主观心态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和对其发展趋势的心理预期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15]朱光磊提出对一个社会分配体系中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程度的测度，必须同时包括对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测度。[16]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已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的共识性支持。研究者 [17]第三，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即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比较合理，还是已经过大或者到了比较危险的临界点，换言之，它是否影响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对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李强根据在全国调研的结果，提出了以下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速度确实过快了一些；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从改革前的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状况，变成了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水平。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12]而朱光磊认为，贫富分化的关键不在于特别富的人有多富和特别穷的人有多穷，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在用比较最富与最穷的20％或10％的“不良指数”法推算，并将城镇人口的实际身份收入因素、社会保障因素、某些腐败因素造成的不法收入估计在内，可 问题的关键是控制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致富行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18]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基于某种认识或感觉的估计。那种拘泥于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3还是0.4的讨论，或者基尼系数0.4是比较合理还是比较危险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其实，争论的“真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对待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是，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促进了改革和发展，还是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的持续？[15]此外，茅于轼从一般意义上指出，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要能使收入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渠道要畅通；其次，人们必须真正对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后，才能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特权、贪污甚至武力来取得高收入。[19]第四，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一般认为：（1）由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2）我国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3）不公平竞争、非法和腐败因素等等，是造成或加剧目前我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20]也有研究者指出，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历史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非正常因素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5]另外，孙立平特别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21]最后，如何缓解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此，研究者们所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公正始终是一把尺子，即它是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分配秩序的基本准则和最高价值尺度。由此，以下的措施是必要的：（1）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2）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杠杆，缩减贫富分化的差距，这主要包括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廉政和反贪，等等；（3）在调整收入分配的秩序，改变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的同时，又要防止“大锅饭”分配体制的回潮；（4）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5）对于现在人们非常关心的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这就要求在设计和实施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22]

（三）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困与公正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无疑是与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对个人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贫困状况导致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对于穷人来说，贫困还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贫困的生活会导致城市中的穷人产生较强的心理反应。城市贫困的存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违背了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带来很多的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对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等。[23]也有学者在区分“不公正的贫困”与“公正的贫困”两种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公正与贫困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贫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证原则的实现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损伤了社会公正，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5]有研究者还指出了社会剥夺或社会排� [24]

（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正（正义）问题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20多年来，在介绍、梳理与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环境学等多种角度对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国内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的有关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择其大概，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关系。从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出发，吴忠民提出，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据主要有三个，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会合作的理念。[5]王海明则认为，平等是公正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公正是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不公正则是不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恶行。秦晖、金雁曾在一系列探讨东欧国家社会转轨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中，以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为支点来讨论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2]2.关于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对于“公正”与“公平”这两个概念，国内学者们一般不加严格区分，经常是交替使用，将这二者当成一回事。吴忠民就此指出，从狭义上讲，“公正”与“公平”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做出这种严格的区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由于人们经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称谓，才产生了一些本来不成其为争论的争论。[5]3.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派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而以《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为代表的第二派与之完全对立；第三派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为代表，主张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8]李培林认为，收入分配秩序的主要方向和体制框架应当是，初始分配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调节，注重效率，再分配要强化政府调节，注重公平，而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建立秩序。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则必然会影响效率，而如果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15]吴忠民则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初始阶段，这一提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性的提法，其自身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它只适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提法已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提法的得失，并做出必要的矫正。[5]4.关于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与规则公正。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9]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即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他特别讨论了结果平等问题，提出实施结果平等政策可能带来两个不良后果，其一是势必引起另一类的不平等，其二是使得有可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心灰意懒。因此，问题的正确提法不是消除一切结果的不平等，而是让它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19]5.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吴忠民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包括四项内容，即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亦即事前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规则；社会调剂规则。公正是由上述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操作层面上，这四项规则又遵循依次优先实施的次序。[5]6.关于社会公正与改革和社会发展。景天魁认为，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作为公正的发展”的概念，尝试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公正的发展”是把公正作为核心价值、根本动力和最佳状态的发展，即社会公正不是作为外在相关性，而是作为内在规定性，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趋向。[25]邓聿文提出了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指出要想使改革不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政府必须对于改革中的公正性要有足够的重视，使改革中感到相对利益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使改革重新获得合法性及民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支持。[26] 三、基本评价

笔者认为，在已经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国内社会学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基于对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把握和敏锐观察，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的核心学科理念的地位得以确立，社会公正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话语。这充分表现在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选题和内容发生着影响。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贫富分化、底层社会的形成、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贫困与反贫困、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就突地表现了这一点。同时，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前沿性课题的研究内容也显现出社会公正作为学科理念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例如，很多学者在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提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公正性、社会分配规则与秩序的公正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财富的积聚与扩散趋势、改革过程的各方利益博弈以及改革路径和方向的选择等问题。

第二，在整理和研究西方正义理论以及论证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同时，开始尝试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对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这些理论成果集中表现在社会公正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社会公正的内涵、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体系、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与自由及平等的关系、社会公正与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问题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近年来国内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很多议题急需进一步探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理论解释框架过于单一。国内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立论基础多偏好从对罗尔斯公正理论的阐释或借鉴出发。我们看到，现当代西方公正理论纷繁复杂，观点交叉重叠，即使某一个人的公正思想，也常是层次迭进、不断发展的。从建立公正理论的逻辑基点或重心的差异来看，当今西方公正理论研究呈三足鼎立态势，可以大体划分为以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义论，以美国学者瓦尔策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论，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综合正义论。而从对公正范畴的不同理解来看，又可把现代西方公正理论大体划分为美德正义论、政治正义论与综合正义论。[1]这其中，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无疑当首推罗尔斯的正义观。但是，国内社会学界在吸收与借鉴西方公正理论的过程中，应该百家争鸣，相互砥砺，互为补充，对各个理论流派和各位学者的理论体系不应有所偏废。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公正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在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有分量的国内研究成果还太少，还有诸多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等问题。

第二，研究者们在研究中基本上仅把社会公正作为一种伦理原则与价值尺度，还没有真正恢复和确立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核心议题的地位。“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公正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涉入问题，更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空间的经验研究领域，它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的根本变化。综观近十多年来的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区域统筹发展与社会公正、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程度、贫困与社会公正、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社会政策与社会公正等许多问题，国内社会学界在经验研究层面开展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甚至是基本没有涉及。正如美国社会学者J.R.费根所指出的：“在究竟是将社会学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公正的知识和实践的承诺，还是将社会学看作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两种关于社会学目的的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而面对充满挑战性的21世纪，社会学及社会学家有责任有义务：恢复社会公正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建立更平等的生活关系，以便确保对所有有用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培养反系统研究方法，采取参与——行动——研究的战略，“将‘什么是更好社会’的道德性的讨论及研究纳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加强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建设“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学，以便使我们能对身边那些压抑的社会关系做出公正的判断”；研究重大社会问题，等等。[27]在未来，中国社会学要用自己的知识来参与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培养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避免“远离了对社会公正以及追求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一类问题的关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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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 14

[关键词] 贫富差距 现象 思考 原因 措施

一、贫富差异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也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 0～1之间。 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中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二、贫富差距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增长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 到2012年我国已� 据《劳动报》报道，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和收入同时产生的一种忧虑是，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主要有：

历史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大锅饭”实行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引爆了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国各地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富裕了但是先富起来的没有带动后来的人。而这个时期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正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甚至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

（二）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税收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税收是平衡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三）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四）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

俗话说在穷不能穷教育，但是现在养孩子太贵了。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8年10月到2012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不仅教育花费大，而且富人还享有教育的特权，享有最好的教育。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就医的成本较十年前翻了几番。一旦得了大病住院，花销就得上万元。现在生孩子剖腹产就需要1万左右，还有前期的营养费检查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一些贫困地区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而另一方面富人的社会保障完善享受着最好的医疗及养老保障，越来越富，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何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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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政府调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05-02

一、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现状

有学者这样定义贫富差距，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和时间内，一部分较为富有的居民和一部分与前者数量相同的较为贫穷的居民之间，依照一定的规则在对他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财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所计算出来的特定比例关系、系数或差额等[1]33。它应该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本文着重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政府对其的调控能力。

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已引起了各国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国内关于贫富差距的综合性研究比较集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机制性、政策性的对策建议，但是许多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问题以及调节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不够透彻，特别是对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将以政府在调控贫富差距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分析视角，在理性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社会稳定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具体提出我国政府调控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1.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现状：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警戒线；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部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日益加深。这不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提出了质疑，也将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2.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将使民众对改革失去信心，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邓小平一直比较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他在1985年3月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110。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时期，也是改革进入重要的攻坚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更需要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支持。如果贫富差距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这必将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参与度，改革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在我国，不论地区还是行业之间，工人和农民作为两个最广大的群体，均自认为和被认为是贫下阶层，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确是收入分配最少的阶层。因此他们总是在诉说改革开放前的平等和公平，对改革开放事业有一种抵触和排斥的态度。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扩展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势必会破坏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

3.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深刻影响社会稳定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3]537个人收入分配作为与人们有着直接利益相关的经济所得，它更是诸多经济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收入分配问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心态是否平和、社会诸关系是否协调、社会环境是否宽松，从而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将会导致阶层之间矛盾冲突。社会上小范围内流行着一种仇富心理，针对富人的一些犯罪事件的发生率与日俱增，虽然他们的作案背景各有不同，但在作案动机上却十分的相似。因此，政府要切实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采取措施消除改革道路上的这种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在调控贫富差距问题中的定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发展计划》一书中写道：“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以及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就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4]78。中国的实践似乎正在验证着刘氏的这一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政策，从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些政策都鲜明地体现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收入分配的差距来赢得经济的较快增长。然而由于过分重视效率忽视公平，致使出现了比改革开放以前程度更大、形式更复杂的贫富差距。在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政府要切实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把这种差距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切实防止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公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正确认识政府的定位是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526对于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必然依靠政府的力量对其加以治理和解决。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组织和第三类部门还很不发达，整个社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整体上缺少治理贫富差距的其他社会力量。所以，政府在治理贫富差距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其实这也恰恰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和义务。

四、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1.个人所得税改革要继续深化，建立社会保障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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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 收入差距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实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如何能在实行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为了合理研究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存在的研究贫富差距的应用比较多的计量经济方法主要有三种：直接计算法、等分法、收入墒等。国内教材对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通常比较复杂、难懂，目前提供基尼系数简便算法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由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张建华教授在其名为《一种简便易用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中阐述并推倒的基尼系数的简便运算，着眼点在于用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对应不同的收入人群进行的计算。另外一篇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胡祖光在《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介绍的简便算法 。两种方法的基本原理相近，只是胡祖光的方法更简便，能够在数据不完全的情况下对基尼系数进行简便运算，在短时间内得出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正适合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洛伦兹提出了洛伦茨曲线，洛伦茨曲线能粗略的表示贫富差距，意大利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基尼系数将其量化，能定量的计算贫富差距情况。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多是从基尼的定义中推倒出的计算洛伦兹曲线的方法，目前存在的研究方法的相当多。包括等分法、收入“熵”法、积分法等方法。比较基础的方法是，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衡量法，是根据基尼系数的取值在0至1之间取值，来判断贫富差距情况。如果基尼系数为0，说明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基尼系数等于1，则说明收入分配绝对的不平等，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则说明分配越不公平，即显示贫富差距越大。简便算法中通过五分法的简化算法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及分配进行分析计算，得出测度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此种计算方法相对更简便，能够在短时间内计算出基尼系数，有利于宏观比较，同时用其计算方法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差也比较小。由于篇幅及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不赘述推导方法，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原文。本文将对2002年～2007年的基尼系数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我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确实在上升，贫富差距有逐渐加大。

三、我国城镇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分析

简便算法推导的基本原理是将洛伦兹与坐标轴组成的图形分成N份，然后根据基尼系数的解法，将基尼系数与曲边三角形建立关系，然后求解曲边三角形面积。在求解面积的过程中，采用N个曲边三角形加和的方法，其经济意义就是将社会上收入不同的人群都包括进此公式中进行计算。按照等差级数的求法，推导出最佳计算方法，再按照五分法的计算思路，求出最终的计算基尼系数的近似数学公式：

g=P5-P1

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全国收入的百分比与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占全国人口百分比的差值即为基尼系数。由于我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是城乡分别计算的，并且公布的数据方式有所差别，所以在利用此公式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时，其基本前提是以最穷的20%的人口在农村，最富的20%的人群在城市，当然此种前提假设有其存在的条件，此处不详加评论。然后按照基尼系数的简易公式：

g=P5-P1

其意义是：基尼系数近似地等于五分法中收入最高的那组人的收入百分比与收入最低的那组人的收入百分比之差。用近似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g=P5-P1计算所得的数值g比用精确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数值G大(B-2m)P5。此项中B与2m相比大不了多少，再被分母5除一下就更小，故此项可以忽略不计。上文介绍的即为胡祖光在《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中介绍的计算基尼系数的最佳简便计算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省略/tjsj/ndsj/）的数据并应用简便算法分别算出2002年至2006年的基尼系数如图表所列。

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中国近五年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即贫富差距持续上升。但是我们可以从目前国内的政策中看出，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城乡差距较明显，但国家政策正在使差距扩大速度放缓。笔者个 国家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是以缩小这种差距为主要方向，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差距将逐渐缩小。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的同时， 经济仍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贫困人口不断降低， 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 人民生活状况普遍改善。

参考文献：

[1]胡祖光：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邢立宁 陈英武：贫富差距分析和实证研究。Well-off Society Strategies and Systems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System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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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论文 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个人所得税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除了有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应有合理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所导致的两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社会进步带来诸多负面因素。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61，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相比较日本和韩国的0.26，美国的0.4，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根据2006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相关网站资料整理可以了解，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比值一致保持在3.1倍以上。在1995年国际劳工标准处理有关劳工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统计的城乡收入比值中超过2的三个国家中就有中国。然而，2007年这个比值已经到了3.33。经济条件相同会增大农村居民生活压力。

2.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纵观2008到2012年的数据，东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可以支配收入比值在1.46左右，东部和西部的城镇可支配收入在1.47上下波动；东部与中部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在1.48左右，东部与西部的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偏高在1.85左右；2012年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9%，6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3%，51.4%；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中部西部与东部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并且区域间的差距没有下降的趋势。

二、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个人能所得税作为我国主要的财政收入，通过无偿支出功能起到调节和安全控制的作用，调节贫富不均和缓解收入差距。我国现行的征税模式是分类征收制，分类征收制是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征收率。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行的缴纳模式，无法全面衡量纳税者的综合纳税能力，同国外相对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模式还比较欠缺人性化，不能较好的而实现公平税负，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也非常的而有限，而且还容易造成税收的流失。不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没能当好调节器与安全阀。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知道，税收实际征收额是征收流失额的1/5到1/2，进一步的拉大了贫富差距。面对对贫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状，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也需要进行改革更好的起到调节器与安全阀的作用。

三、优化个人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

（一）针对起征点应该详细的分别征订

从2011年9月1日起，起征点调整后由原来的2000调整到3500，尽管起征点调整了，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没能得到缓和。不同地区的起征点一致提高反而会扩大居民人居收入的差距。相关数据分析，2014年的数据得知北京、上海、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了4万，但是甘肃，西藏，新疆，青海这些城市还未达到平均值。因此应该适当的根据不同的地区设置不同的纳税起征点，具体的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该地区的起征点。对于上海，北京，广东，福建等这些东部高收入城市来试试，应该适当的调低他们的个税征税的起征点；相对于甘肃、新疆、西藏，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与西部收入偏低的城市来说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情况适当的调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对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起到可观的效果。

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较大，为减少农村人民的负担，缩减农村与城镇间的贫富差距，应调节城镇与农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起征点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同，根据表一来看农村的纯收入明显低于城镇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起征点相同并不能够缩减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因此我认为针对农村和城镇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征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区起征点不同的前提下，农村的起征点应该低于城镇的个税起征点。

（二）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模式的有关建议

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在在征收管理方面十分的简便，但是随着人们的收入逐步的提高，人民收入趋于多样化的发展，分类征收模式难以体现纳说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完全涵盖纳税范围，充分的发挥调节分配的作用，缩减贫富差距；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居民纳税的能力有所差异，目前的扣费标准没有体现差异，全国统一的扣费标准缺乏科学性易导致税收的流失。因此应该有范围的有控制的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界限，灵活的规划费用扣除，杜绝流失。应合理科学的确定扣除项目和扣除额度，维持居民正常住行的费用应该据实扣除，一个家庭抚养未成年人成年以前的教育费应根据相关比例扣除；对于用于基本医疗的应确定扣除额度，针对不同地区的扣除额度应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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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摘要：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在建国以后的30年，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和平等观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并严重削弱了社会活力，但是，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前述思想和观念经过扬弃，逐渐转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以往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上农民低城市人一等的现象正在消失。如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当中。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

贫富差距论文 19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本文从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出发，进而对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30 年来， 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

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1.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发展经济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先富起来的人也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国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2.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在我国，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3.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4.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竞争。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5.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通过权力寻租，投机和非法、违法经营，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基尼系数上升31%左右。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1.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只能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应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4.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很不公平。我们要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反垄断法》来有效地约束垄断经营行为，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严格监督，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

5.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 依法严惩侵吞国家财产及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一切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2]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J]. 党政干部文摘，2007(6)

[3]林彬：由基尼系数引发对中国现今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7(17)

贫富差距论文 20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 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4、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权益

贫富差距论文 21

看过刘迎霞履历的人，都会发出阵阵惊叹，这个女人实在太优秀了，15岁当兵入伍后，经过军校学习，退伍后又考入齐齐哈尔东北重机学院继续深造。1992年下海从商，在百忙之中又攻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在，刘迎霞已被大连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有多篇学术。6年前，当她30岁时，已经身家5亿，号称“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目前刘迎霞身兼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哈尔滨翔鹰集团董事长、黑龙江省青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等职。

网友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这么一段介绍，“刘迎霞利用父亲在国外工作的条件，这些年来先后引进外资近亿元，项目7个，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经济建设。刘迎霞富不忘仁，十分注重回报社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 ”

这么一位集财富、美貌、高学历于一身的民企老总，想低调都难，事实上有关她的争议似乎也没断过。好在刘迎霞女士是个爱好社会活动的人，她经常出席一些有关民企发展、技术创新、金融改革的会议或论坛，所以格外引人关注。今年的两会，针对凤凰卫视记者有关提问“新阶层代表，都是一些富裕阶层，你们还会不会替穷人说话呢？”这其实也是很多非富裕人群的疑惑。

刘迎霞回答，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要解决贫富差距这类问题，主要是靠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城乡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税收调节、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作为企业，我们扎扎实实办好企业，努力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员工的工资标准，改善他们的就业生存环境和各项福利保障。同时，我们绝对要守法经营，绝对不能为富不仁。我们还要在经营好自己企业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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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贫富差距论文 23

经济学家借用了进化生物学家常用的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正选型（positive assortative mating），即人们在寻找自己的伴侣时，常常会倾向于与自己有相同特征的人。

选型既在情理之中又相当常见，不过也会带来不平等。经济学家们常常用教育水平将人们归类。如果把一群获得MBA和PhD的知识分子随机分散到人群当中，那么社会财富可以得到分摊。但事实是，这些人会倾向于各自寻找其他获得相同学历的人结成配偶，而那些连高中学业都未完成的人也趋向于其他同类人群。最终，富人会因他们的婚姻而变得更加富有。

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等人的一篇论文引用了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用于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数据显示，南非收入差距较高达到0.63，英国为0.40，瑞典差距较小为0.23。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3，不过根据数据库的数据，如果所有美国夫妇能够随机进行配对，那么美国基尼系数将仅为0.34。选型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但相比过去，这样的择偶方式是否产生了更大影响？它能否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上世纪70年代至今贫富差距增大这一现象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个“肯定”相对保守。对于在世界上最富裕的1%和0.1%的人群来说，配对模式与赚钱能力的关系甚微：女性的收入分配占了顶层人群的四分之一，但越往上，就越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相比上一代，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更有可能赚大钱。就拿我的母亲来说：我出生时（上世纪70年代初），她正在修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辍学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照顾孩子。她的受教程度对我们的家庭收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看来，选型只有发生在双职工家庭中，那么社会贫富差距才会增大。

早在2010年，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施瓦茨就曾表示，美国一对夫妇收入的互相关联程度比上世纪60年代大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同已婚夫妇们之间，收入差距增加了三分之一。约翰。埃米施等人还指出：在英德两国，选型充分解释了社会流动性偏低的问题，因为“富二代”们通常会互结连理。

贫富差距论文 24

关键词：贫富差距 原因 对策

贫富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和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对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也随 探明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研究其原因，并寻求对策是探析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三个方面。

1、城乡之间

虽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我国的基本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亦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城市，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我国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居民收入间差距。国家统计局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7年之后明显扩大。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惠农措施，但城乡差距还维持在3.21:1；而根据《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2006年中国平均的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为0. 532,这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

教育卫生差距。截至目前，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 4倍、6. 1倍、13. 3倍、43. 8倍、68. 1倍；而在公共卫生方面，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只能自费医疗，而城市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则为42%。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3年仅占7.12%。而2003年，仅是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财政性补贴支出，就超过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社会保障差距。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使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切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的贫困人口仅能依靠自食其力或乡邻周济勉强维持生计。

2、地域之间

我国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

从生产总值上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作为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51429元人民币处于上中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206元人民币，仍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两者相差近10倍。

从投资上看，2005年，上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9458元，其次依次为北京、天津、浙江、内蒙古、江苏、辽宁和山东，而排名末位的贵州省仅为2720元，不足上海的1/70。

从消费看，2005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北京，已达到18873元，最低的贵州仅为1627元，不到北京的1/110 。

从出口看，2005年上海人均出口额多达5102美元，名列第一，而贵州省仅有23美元，排名最后，两者相差228倍。人均出口额排名前10位者，大为东部地区省市。

3、行业之间

我国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包括集中在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的经营地位及国家的特殊保护，攫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2006年各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例，垄断行业已达到4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不到1万元。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贫富差距是由多重因素造成，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复杂，不同的自然条件对当地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自解放以来的50年间，西部地区平均受灾面积达9000多万亩，约占西部地区耕地面积的近1/5。近10年来，年均受灾面积达1. 16亿亩，其中仅旱灾就占80%。

而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通常要高于其他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直接导致了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源的减少，社会设施的相对缺乏，引发资源滥采、水土流失、土壤质量恶化、沙漠化和自然灾害频发。调查显示，69.9%西部生态脆弱县是贫困县。许多地方陷入了“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2、经济因素

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在我国，所有制变革、分配制度创新、市场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并扩大的根本原因。

从所有制上看，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必然使拥有经济资源的主体多样化，从而使社会财富占有的差异化。所有制结构格局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收入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所有制转型的过程，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乃至激化的过程。只要制度允许人们不平均地占有社会经济资源，那么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就是一种必然。

从分配制度上看，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贫富差距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尤其由于强调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生产要素上明显的不平均，收入差距必然迅速扩大。且现阶段，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己大大减少。在宏观和微观调控手段乏力，社会再分配机制极不健全、远未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收入分配，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市场体制上看，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体制。在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的市场主体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在竞争中失败者支配的资源会越来越少，成为弱者。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就有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并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难免为一些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留了一些余地，而同时剥夺了另一些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3、政治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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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富差距问题解决的对策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从改革税收制度、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1、改革税收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直接税占的比重很低，不利于通过税收来缩减贫富差距，应扩大直接税的比重。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个人，未能充分考虑每个居民的家庭负担和支出等不尽相同的现实性因素，“一刀切”的纳税政策，产生了纳税人之间实际的税负不均问题，不利于缩小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截至2007年底，我国个人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的居民已有41.5万。这表明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已经具备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税源条件，从而可以调节高收入者的财富水平，弱化财富的累积效应，缩小贫富差距。

2、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说：“政府的失败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而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维的束缚，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的现象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因而，在市场经建设济过程 ，资源配置应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主导转变。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就必须减少不规范的行政干预，积极建设有限政府。同时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最终形成“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3、完善公务员申报制度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公务员收入的法律监督，对于阻止权钱交易，控制贫富差距扩大，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反腐形势日剧严峻，迫切需要将公务员的收入申报公示从纪律性要求提升到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其监督范围不应仅限于公务员个人的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家庭及近亲属的各种财产收入。同时，加强立法，形成科学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滋生和权力寻租的“空间”。

四、加强初级分配监管

贫富差距的产生，不仅与我国再分配制度不完善有关，而且初次分配及其不公平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保障初次分配上的公平，对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因此，国家进一步要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工资的发放，尽快使职工福利和收入货币化、工资化，逐步将暗补转变为明补，将个人消费从社会集团消费中剥离出去。增强国企负责人薪酬的透明度，推广年薪制，使岗位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形成内部的分配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李琳、刘一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对策研究》，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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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 25

关键词 青少年 贫二代 富二代 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Adolescents'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LIU Qian， DENG Qi， XIONG Changqin， PAN Sasa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y has led some people become prosperous first part of the people is very poor， produc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t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roup in adolescents： the poor second generation rich second generation and the offic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group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from th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to tackle.

Key words teenagers； poor second generation； rich second generation；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1 青少年面临贫富差距的现实

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将“贫富差距过大”列入我国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前三位，这说明青少年对贫富问题已十分关注。当前青少年面临着贫富差距的现实，甚至默认了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公。在教育公平上、在就业问题上，甚至在择偶上我们的青少年已经深刻感受到贫富差距的不公。社会上出现的“贫二代十八条标准”“小强求职记”、“拼爹游戏”……都反映了我们的青少年已认同贫富差距的存在，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开始定位自己的人生、规划自我的将来。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走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不论贫富都能接受高等教育。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延伸到了原本单纯大学生活，象牙塔的贫富差距日渐突显。“富二代”、“官二代”们进出学校，大都身穿名牌开着跑车，“贫二代”却为一日三餐而四处兼职谋生，却常因经验不足、思想单纯而上当受骗，为生活节衣缩食，为未来担惊受怕。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校园中“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及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间缺乏了解、缺乏同理心，矛盾日渐深化，易导致校园的不和谐，冲突不断。

2 贫富差距对青少年的影响

2.1 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大学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将在此完成从生物机体意义上的“自然人”向承担一定社会责任、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人”的转变。而象牙塔的贫富差距对他们身心有着很大的影响。贫富差距不仅仅会带来物质层面的不平等，更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贫困”。

贫富差距使校园天然形成两大群体，富裕学生和家境贫困学生，如今也把这两个群体戏称“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这两大群体的学生互不了解、或只从表象获知对方的信息，认知的不全面使这两个群体在同一环境里冲突不断。

（1）对贫困学生的影响。大学校园内过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多数贫困生在人际交往中形成自卑、仇富等负面心理。他们的自尊心强烈且危险，他们会更加不愿意参加社团活动，喜爱独来独往，自我封闭、不愿与他人交往。容易形成人际交往障碍，这对他们今后进入社会十分不利。

（2）对中间阶层学生的影响。中间阶层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有攀比心态，这些学生更多地关注物质上的超前享受，而非实际努力学习。这些学生其实家境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为在同学面前有“面子”，为融入“富裕”行列，不惜浪费父母的血汗钱，浪费自己的青春。

（3）对富裕学生的影响。很多“富二代”、“官二代”非但不同情贫困生，还经常蔑视这些同学的尊严。他们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缺乏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通过炫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在富裕学生群体中，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在学业上不如其他同学，他们只能通过物质上的优越感来实现自我价值。

2.2 对社会青年的影响

对社会青年来说，他们最大的压力无非是就业问题，“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在就业上因其不同的家庭背景而存在着显著差别。在就业中学历、文凭、工作经验等等这些原本找工作应具备的主要筹码，都变成次要的了，甚至是可有可无的。现如今你父亲是谁，你家庭收入是多少……反而是这些才真正会被用人单位所重视。残酷的就业形势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青年陷入一场无意义的游戏，这个游戏被大家所戏称为“拼爹游戏”。贫穷的家境导致贫困青少年在这场游戏注定惨败，“拼爹”决定了贫二代悲惨的就业境遇。他们屡屡受挫，对人生产生了种种悲观情绪，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们可能“破罐破摔” 或靠歪门邪道“发财致富”。那些四处碰壁的青少年，会觉得读书无用，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样的错误思想将更加盛行，对仍在校园里的青少年易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3 消除青少年贫富差距的途径

3.1 从物质层面着手缩小贫富差距

（1）教育做到公平公正。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如今社会已逐渐变为理性社会，公正、公平的教育体制能有效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高等教育要配合国家助学政策，使这些倾向性政策落到实处，如设立多个助学岗位，努力争取社会力量帮助贫困生，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完成学业等。此外，高校应积极提供可靠的就业信息，及时发现“贫二代”在就业成本上的力不从心，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帮助。

（2）制定倾向性政策缩小差距。为使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应制定倾向性政策减免贫困生经济负担。目前我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以“奖、贷、助、减、补、勤”为主要形式的多元资助体系，对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的助学贷款，是资助经济困难生完成学业而实行的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但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还是十分困难，根本满足不了贫困生的需求。对此，相关部门和高校要做到公正、公平，特别需要一线教师做好相应的工作。对于助学贷款的申请，还应简化步骤，增大额度。在就业问题上，由于贫富差距而造成的不公平其实质是一种新的就业歧视。政府应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努力帮助“贫二代”就业，给予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3.2 思想层面缩小差距

即使在物质上对贫穷青少年有支持和保障，但在心理层面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贫困群体努力向上，但这种激发应在正面引导下进行，我们应积极努力地引导下一代。就目前来说，我们的青少年变得越来越成熟，他们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的存在，大多数人也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如今的拼爹游戏，不少青少年都意识到要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在这个游戏中有胜算。总的来说，青少年对贫富差距的态度已趋向平和，但部分还是会有不满情绪，对贫富差距认识不正确易导致仇富等错误心态，且很可能酿成悲剧。

在思想上我们要区别对待受贫富差距下各类青少年群体，对那些因贫富差距导致自卑心理的学生，我们加强鼓励，而对那些存有仇富倾向的青年及时发现、疏导。在思想上正确引导青少年，当然还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对于这个群体的青少年，我们应使其拥有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总之应适时关注青少年心态变化，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引导。也要及时在心理层面给予他们帮助，使他们更好地面对压力。

参考文献

[1] 崔世杰。应正确看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J].现代经济信息，2009（9）.

[2] 魏曼华。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成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3] 李小豹。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学生社会化问题[J].思想教育研究，2009（7）.

贫富差距论文 26

关键词：库兹涅茨曲线；基尼系数

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U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于1955年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也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倒U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

库兹涅茨对美国、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士等国家的跨越百年的零散资料进行了分析， 还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作了剖面资料的比较。通过研究， 库兹涅兹认为：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也就是说，一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点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在收入差距随国民收入增长而变化的图上，这种规律直观地表现为曲线呈现倒U形状，库兹涅茨倒U 曲线理论提出后影响较大，学术界对其是否成立一直存在争论。首先是I.Adelman与C.T.Morris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证实了倒U曲线的存在。随后， F.Paukert对56 个国家的资料，H.Chenery与M.Syrquinl对53个国家的资料，M.S.Ahluwalia对60个国家的资料的研究工作都证实了倒U曲线的存在。可是，G.S.Fields对F.Paukert所用数据和方法进行再检验时，发现倒U曲线的特征并不显著；G.S.Fields又再对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等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发现，在其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尽管目前仍然有人对倒U曲线理论持有不同看法，然而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形模型，已经获得了大量事实的支持。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发生了巨大转变：70 年代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缩小的趋势停止，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7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比利时、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和德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政府的调控政策无疑对居民收入分配有重大作用。为了社会稳定，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采取措施以防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分加大。布兰科。米兰诺维奇运用数据库研究了近79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4个阶段中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所有样本国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0.463，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则下降到0.322，再分配使基尼系数缩小了0.141。然而， 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成功减缓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却毋庸置疑。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技术革新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随着新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波动较之以往更加频繁。由于技术的更新会使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而且在新技术产生的初期，采用这种新技术的成本比较大，一般只有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可以承担，因此，在初期新技术应用并不广泛。这样，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的资本家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 因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而，在技术革新初期，个别资本家便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此时大多数企业还是以传统工艺进行生产，社会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随着新技术在社会上广泛推广以及资本家普遍追求超额剩余价值， 使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 生活资料价值下降， 必要劳动时间缩短， 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 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此时， 资本家利润下降， 而劳动者由于收入的增加和拥有所有者权益所分得的利润， 整体收入呈上升趋势， 必然会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随着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最终会使居民收入差距减小。因而，在本次技术革新到下一次技术革新的这一段时间里，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 形的曲线。而居民收入由于具有减少的刚性， 所以， 在下一次技术革新中居民收入只会在当前收入基础上增加。

因此，可以将库兹涅茨认为的“在工业化过程中， 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 中期呈现短暂的稳定， 后期收入不平等缩小”的观点转化为“在历次技术革新的过程中， 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 中期是短暂的稳定， 后期收入不平等缩小”。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其中，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它表示占人口总数一定百分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额在全部居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小；反之说明贫富差距越大。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在0.4到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在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由于修正库兹涅茨曲线是由于技术革新的原因而呈现出波浪形，因此，它不仅适合于当时处于工业革命转型时期的发达国家，也应该普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 2.0b May 2007）的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的拐点：埃及拐点发生于1995年；阿根廷拐点发生于1985年和2002年；巴西拐点发生于1976年，1984年和1989年；智利拐点发生于1987年和1992年；哥伦比亚拐点发生于1983年和1993年；洪都拉斯拐点发生于1995年。

当前世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其特点是创新、技术更新和技术转移的时间不断缩短，因此，居民收入差距在每次技术革新中呈倒U形，而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则呈现出波浪形。同时，因为政府不会允许收入差距过分拉大而导致社会动荡，经济急剧下滑，因此，波峰顶点不会超过危险水平。而在波谷附近就是技术革新的发生�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参考文献：

［1］ 邵国尧。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EB/OL］.万方硕博论文，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