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性教育毕业论文范文（优秀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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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学论文 1
《南开管理评论》今年第二期的主题文章是潘承烈教授的“以 科学 态度对待管理科学”，读后颇有收获。潘教授撰写本文的核心立意，是呼吁加强对管理 理论 的 研究 ，提高我国的管理水平并 发展 根植于我国实践的管理科学。而之所以有此立意，是因为潘教授深感当前我国管理的落后，提出“以科学态度对待管理科学”。 在 中国 ，以往是将管理更多地当成“一种职能”，因而对于从事管理的人，并不对其进行科学的专业训练，以致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对此潘教授说：“我们的管理之所以落后，水平总也提不高、上不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管理在认识上存在的片面性，即只承认其职能作用，而不认识、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 对潘教授的立意以及几层推论，笔者大致赞同，若能依此理由层层解决 问题 ，定能引出比现实状况为好的结果来。但是说到管理是一门科学，似乎不很科学。在这个概念上多发几句议论绝不是打概念仗，而是设想到，要真是以科学来对待管理，则会引起各种非预想的后果来。 既然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管理科学，那么对待管理科学的研究则更应当先树立科学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笔者所论就不显多余了。 依学界多数人的意见（笔者也表赞同），“管理就是通过他人来做所要做的事情。”（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总策划，美国约瑟夫·M·普蒂等著《管 理学 精要》，机械 工业 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如果严格按数学的交换律来置换一下，其最终表达就多少显示出其非科学性了。科学是展示客观世界 规律 的一门学问，与“支配他人”怎么也不应当搭上界。 科学的结论不因地点时间场合的不同而有所更改，但管理就没有这个特性。在美国实施泰罗制（the Taylor System）就可以成功，放到撒哈拉以南就绝无成功可能。原因是管理的对象是人，把人当成科学研究的对象时只能研究所有人的共性那部分，如心理、生理、体能等等，而当一个人的文化属性和 社会 属性成为研究对象时，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了，出于对人（human）和民族的尊重，研究者只能是个观察者、描述者，对对象的 历史 、现状及其演变规律进行考察、 分析 和推断，而不能像对待元素和物体那样任意加个什么外界条件看其发生怎样的反应或形变。说到这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如果把管理与科学混为一谈，也就是把管理对象（显然是若干个人）当成了无生命体。显然，这里已经由一个可能是描述上的失误推导出某种非人道的判断来了。“要把人当成目的来对待”（康德语），不要把人当成试验品。 为此，笔者想谈谈“管理”到底有怎样的属性，并进一步试着论述一下它的学科定位，以就教于潘教授与学界同仁。想必这种想法与潘教授所提倡的“加强对管理的研究”的主张是并行不悖的。 一、管理中的管理原理属于科学范畴，我们应当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对待之 首先，应当把管理分解为“管理原理”和管理过程。 管理原理用 英文 应当表述为Principle of Management，而管理过程应当表述为Managing。“管理原理”与Principle of Management含意比较贴切，但是“管理过程”与Managing的意义有些偏差，在中文中没有动名词之说，只能加上个“过程”，这样“管理过程”又像是一个偏正词组，像是“管理”在给“过程”做定语，如果把过程与管理换个位置，也有不妥，表述为管理（过程）或就用管理两个汉字也不十分恰当，好在用Managing给它当注解也就表达了笔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管理原理应当被视为科学。 科学做为一种特殊种类的文明的属性，应当被判断为“用理智和实用的知识控制 自然 的技术手段”（阿尔弗莱德·韦伯（1868～1958）《文化历史与文化社会学》），因此人们可以用其他各种手段将它“克隆”和复制，例如用技术工艺把科学技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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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评价文献引证关系 引用认同评价 引证图像评价
1引言
在发表科学论文或著作时，作者往往采用尾注或脚注等形式列出其“参考文献”或“引用书目”。这样就形成了科学文献之间的引证与被引证的关系。引证文献是科学文献的基本属性之一，科学文献的相互引证关系是引文分析的主要依据。所谓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反映出一篇论文、一名科学家、一种科学期刊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反映出科学论文之间、科学家之间、科学期刊之间、科学专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因此，引文分析方法在科研评价及知识关联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许多领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法在成功应用于测评许多自然科学研究之后，又被逐渐扩展到测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然而，由于学科的特殊性与发展规律的差异，为评价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而发展起来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如果不经过审慎研究与反复测试，是不宜在大多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使用的。
2文献计量方法之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特殊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知识生产和引文行为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将文献计量方法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时需考虑其学科特殊性。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面向国际公众的科学家，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当一部分产出主要是面向国家或者区域的主题，它们通常出现在区域或国家的期刊、专著或者研究报告中。所以从一个国家的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的结果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不一定十分有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将天然永远地受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但是这种倾向往往比大多数其他学科都要显著。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期刊发表文章相对较少，而以书籍或研究报告形式出现的成果较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产出与参考文献，大都是以著作与研究报告为主，期刊论文的比例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学科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但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期刊引文数据在评价中发挥作用，大部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在期刊(特别是被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收录的期刊)发表文章，这一迹象在中国高校表现较为明显。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论发展步伐。与许多硬科学相比，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看起来有理论发展缓慢的特点。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可以由不同学科引文类型的结构与特征反映出来，比如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的半衰期比较长，旧文献的引文率较高，而且往往比自然科学领域的参考文献量要少。我们常见的现象是，在物理和化学中，本科教材中重要的理论和范例都有共识，而在社会学教材中存在的共识很少，多半是随着社会需要而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某一专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且当前的各种热门话题都有可能被探讨。很显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既定的知识核心很小，研究前沿相对很大。
3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评价体系设计思路
科学文献之间的互相引用，形成了学术交流中的“无形学院”，反映了科学知识转移的自然状态，同时也为文献计量中的引证关系分析提供了便利条件。2001年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怀特(HowardD.White)在其论文Authors as Citers over Time中，把“一位作者所引用过的所有作者的集合”称为“引用认同”(citation identity)[2]。第二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Blaise Cronin与Debora Shaw在专业期刊《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上，将“共同引用一位作者的所有作者的集合”称为“引证图像”(citation image)[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引用认同和引证图像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引用认同从作者引用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引证图像则从作者被引用的角度进行描述，二者是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
引用认同是该作者通过引用他人(或者自己)的成果，来形成自己学术活动与成果的过程，反映的是他人(或者自己之前)的成果对自己现在成果的影响；而引证图像描述的是他人或者自己如何利用自己作品的过程，反映的是该作者对其他学者或者自己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都隐含着一位作者的学术活动或者研究领域的社会关系。通过了解分析这些学术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发现对他产生影响或者被他影响的为哪些成果。只有综合分析引用认同和引证图像的情况，对作者的引用和被引用都进行研究，才能更全面地定量评价该作者及其成果。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复杂性，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评价、同行评议、文献交流规律各因素，设计出复合层次论文评价方法。
3.1“引用认同”评价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不便如自然科学那样通过重复实验来检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只能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已有知识的阅读与吸收程度，来考察其研究的严谨性、新颖性与科学性。这些研究路径一般会在研究成果的参考文献(这里是广义的参考文献，包括文中脚注)中反映出来。由于同行专家对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及有影响的论著较为熟悉，参考文献对该领域重要文献的覆盖情况及吸收程度，基本上可
假设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流程是一个闭环结构。在这个闭环结构里，引用认同是作者引用的文献集合，它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路径；而这又可以为专家和编辑提供评价论文内容创新的依据；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 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不断促进学术交流与新成果的产生，也不断丰富引用认同与经典论文数据库。论文作者的引用认同，体现了作者对研究领域信息源的熟悉程度、对文献甄选阅读与知识吸收能力，基本描画出作者的研究路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成果的文献覆盖程度与知识含量。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图1展示了引用认同在整个学术交流循环中所处的位置。
在传统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作者根据自己平时的阅读积累与生活阅历，厘清知识流变，阐述自己观点，不断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成为后人反复诵读、参阅的学术经典。随着学科建制的形成及科研工作的职业化，大量的科研人员与论著不断产生。面对海量的文献信息，作者需要从中甄别出可供参阅的有用文献，编辑需要审核来稿参考文献的真实性，评审专家需要评价论著的创新性。此时，由基本参考文献与学科领域核心作者共同组成的知识点地图(数据库)就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参考工具。图2则是引用认同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流程图，涉及到作者、编辑、专家、论文、参考文献、知识点地图等要素。
这里的知识点地图(数据库)，是通过大量作者的引用认同而形成的文献与作者集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专家评审而筛选出的知识创新点及作者布局图。专家与编辑在评阅一篇论著时，需要同时借助引用认同与知识地图，来评价论著的科学性与创新性。也就是说，编辑在编发一篇论著时，假设作者已经参阅了基本参考文献，发表才是合法的；专家在评审一篇论著时，假设作者已经找到了知识点地图的最前沿，并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验证，因此其科研成果的科学性检验只能借助其参考信息源来查阅成果的形成路径，以此判断论点是否言之有据。如果研究论据与信息源是真实可靠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基本上可 从某种意义上，参考信息源的可靠性程度，决定着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程度。
由于引用认同是通过参考文献反映出来，而参考文献是学术论著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与研究成果的正文内容同时产生与传播的，因此该评价方法不受评价时限及引文数据库的影响。在自发做学问的年代，可以不必借助任何信息工具，只要提供学术成果本身(包括正文和参考文献)，学者个人就可以完成上述的知识生产与评价过程。同样，在学科建制已经很成熟的信息技术时代，某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可以由领域专家借助知识点地图(数据库)来完成成果评价。此时，参考文献就与正文一起成为领域专家评价的客观依据。引用认同从作者研究路径的角度，为同行评议提供 而且，引用认同比引证图像更能反映直观、全面、客观与方便的评价信息，适应了人们习惯于通过成果本身进行即时评价(相对于引文分析的延时评价而言)的习惯。这里的引用认同评价，主要功能在于充分挖掘与发挥专家的定性判断优势，而此时的文献信息系统平台，就为专家展示出一个全景式的学术交流状态信息。
在提供学术交流信息呈现服务方面，目前国内做得较好的是中国知网(简称comKI)数据库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系统把每一篇文献的参考文献、引证文献、同被引文献、相似文献、相关博文等都放在同一检索页面展示出来，用户一看便知该文的研究背景、探索过程、学术影响，以及与其他文献、作者或机构的知识关系。在论文评价方面，comKI与万方数据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数字化产品，每检索出一篇论文，系统就可以显示出该文的所有相关文献篇目列表，而且可以链接到论文全文。作为微观层面的成果评价，具体某一篇学术论文的评价更需要全面与精细，如此才会使评价结果相对客观。评价时，不仅要从被引文献审查论文的学术影响与价值，还要从参考文献查寻其研究路径与知识宽度。在全方位对文献信息展示方面，comKI与万方数据平台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引用认同评价方法的信息工具。万方数据服务平台还提供每篇论文的“添加到引用通知”功能，随时监测论文的动态被引情况，同时在线展示论文的相关检索词、相关专家、相关机构列表及知识链接。comKI与万方数据服务平台相比，在成果评价功能方面还有些不足，比如万方数据服务平台提供了论文的非期刊参考文献的题录信息，而comKI在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中均没有显示出期刊论文之外的其他类型参考文献。另外，由于这些数据库产品中的信息加工还局限在语法信息层面，没有深层次的基于语义信息的知识挖掘，不便直接进行创新性评价与科学性评价，因此当其作为评价信息源时还需要学科领域的专家通过综合分析提取相关知识点。
国外汤森路透公司的Web of Science(简称WoS)引文数据库在信息展示全面性与知识挖掘深度方面，也很有特色。该引文数据库来源文献也是以期刊论文为主，但是在每一篇检出论文的参考文献中都可以展现出所有类型的文献，并非只有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与comKI类似，WoS引文数据库在施引文献列表中也没有显示出被期刊论文之外的其他文献的引用情况，只在检索页面上注明是在WoS中被引用的次数。此外，WoS引文数据库还通过“引证关系图”与“绩效趋势”等技术实现了深层次的知识挖掘，为同行评议提供了更为深入系统的信息集成平台。具体检索结果网页截图如图3所示。
总体而言，无论引文数据库的结构与功能如何完善，整个知识生产与评价过程都离不开同行专家的参与和定性判断，并且需要通过同行评议做出最后的综合评价。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借助了数据库提供的文献引用认同评价信息，才使同行评议结果在较高的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
随着情报学研究的深入与信息资源管理技术的进一步智能化，上文所述的知识点地图操作系统应该不难实现。另外，除了技术层面的支持，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与约束，从作者、编辑、专家到读者，都应严格遵守基本参考文献制度，才会实现图1所示的良性学术交流循环。
3.2“引证图像”评价方法
引证图像主要从论文被引用的角度评价对其他作者产生的学术影响。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指标，它对引文数据库的依赖非常明显。目前，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了引文分析经典理论及成熟运作的引文数据库，国外引文数据库如汤森路透的WoS与爱斯唯尔的Scopus等，国内引文数据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CHSSCD)与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等。
本文从论文被引用的视角设计出核心论文、高被引论文与经典论文的评价方法。所谓核心论文，是指进入某一学科核心区的论文，即被这一学科的来源文献引用次数较多的论文。所谓高被引论文，是指被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来源文献引用次数较多的论文。所谓经典论文，是指既是某一学科的核心论文，同时又在所有学科中是高被引论文的高贡献率论文。经典论文不但在本学科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还在其他学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论文被引证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评价学术影响的国际通用指标，该指标反映了研究成果对其他作者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论文被引是一个延时性间接评价指标，评价时段的选取是否科学，被引数据的获取是否全面，都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元论是国际上的三大引文数据库SCI、SSCI、A&HCI，还是国内的引文数据库，由检索功能衍生出的评价功能，在学界一直是褒贬不一，对其产生的一些负面社会影响也是非议颇多(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实，责任并非全在引文数据库，应该是使用者过分夸大了数据库的评价功能，没有客观认识到被引指标的局限性。要想充分发挥引文数据库的评价功能，就要遵循文献计量学原理及学术交流规律，在全面熟悉数据库的收录范围与数据结构的前提下，设计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并将评价结果的使用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因此，成果的被引评价是一种受限于引文数据库的有限评价，明确这一点对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都很必要，否则很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评价结果。
如前文所述，通过文献引证关系评价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时，需要充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殊性及引文数据库中存在的障碍性因素。因此，针对数据库收录范围、评价时间段的选择、出版物形式的多样性这些问题，我们拟采用自建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通过文献计量方法与技术手段逐项排除与解决。
(1)数据库收录范围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更多地面对本国的实际问题，对引文数据库的收录范围与局限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如果盲目选用国外引文数据库来评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会引起我国学术“被西化”的误导。因此，我国需要全力加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选用本国的引文数据库来评价我们的中文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自主研发的人文社会引文数据库，将会在我们后续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研究中，更加完善并发挥作用。
(2)评价时间段的选择问题
由于文献引文与科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着“睡美人”现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尤其需要历史评价与延时评价。影响因子(IF)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但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文献的被引周期差异很大，如果简单借鉴自然科学的做法，“一刀切”地将评价时段(时间窗口)确定为2年，或者为5年(近几年，CCSI、A&HCI及CSSCI等国内外引文数据库都将引文指标的统计窗口延长为5年)的话，就不太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结构复杂的学科特点。这样做的评价结果对某些学科(如历史学)必然会有失公允，从而影响到引文分析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自行研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数据，分别统计各学科的平均引文半衰期，测试出各学科领域的最佳评价时段。
从表1可以看出，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的引文半衰期均在10年以上。考虑到评价的功能之一是引导与激励，而激励既要适度又要适时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谓适时激励，就是管理者在适当的时机使用能为对象所感知从而引导其朝着某个特定方向或为完成某个目标而采取行动的驱动力和紧张状态。适时激励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过早的激励会使员工感到激励的获得并不需要付出多么艰苦的努力，因而容易使员工产生“激励轻视症”和“激励麻痹症”；迟到的激励则 虽然迟到的激励并不代表不激励，但其间由于员工防卫和抵触情绪造成的损失已既成事实，无法挽回，其结果有时甚至比不激励行为更糟糕。因此，对于部分引文半衰期较长的学科，引文评价的延时性与激励的时效性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二者的时间交点就是评价的最佳时间。
(3)出版物形式的多样性问题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物及引文形式的多样性问题，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引文数据库测算出各学科引文类型及其所占比例。如表2所示(仅显示部分数据)。
从表2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等学科论文参考文献中，著作出版物所占比例最高，而心理学、统计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学科论文参考文献中，占比例最高的是期刊论文，但也很少过半，仅是在57.35％、45.26％、41.59％、44.04％之间分布。这一数字说明，著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出版物形式，如果仅从被期刊论文引用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难免以偏概全。此时，需要认真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文献特点，通过时间限制、空间限制与阶段限制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文献计量方法的“有限评价”功能，使其与社会评价、同行评议等评价方法一起参与学术评价活动。
3.3复合层次评价方法
综合考虑社会评价、同行评议、文献计量各因素，我们设计出复合层次论文评价概念图。具体如图4所示。
图4中箭头所指的方向，指的是评价指标项的增加及评价因素的复杂性递增趋势，并非指向各级论文的产生流程。不同级别论文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严格的递进关系，其概念内涵存在着部分重复与交叉。核心论文、高被引论文与经典论文三者都是从论文的被引情况评价其学术影响。优秀论文在被引的基础上增加了发表期刊与转载情况，属于综合性客观指标评价。获奖论文的评选涉及的因� 正因为此，本文设计出获奖论文的参评资格，即获奖论文必须是优秀论文，是经历过综合性客观指标筛选出的论文(对于个别数据表现异常的优秀论文可以申请单独评审)。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获奖论文评选中的人为干扰因素，使获奖论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
从论文评价指标的性质来看，核心论文、高被引论文、经典论文属于用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优秀论文属于用间接指标(包括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获奖论文则属于用复杂性指标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这里的复杂性指标，是借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因为论文评奖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处理复杂社会关系与人� 但是，从论文的质量与学术水平来讲，三种方法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并非有严格的高下之分，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紧密关联的齿轮关系，见图5。
4结论与展望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对该领域的评价与管理不能简单借用自然科学的做法，需要细致而审慎地运用文献计量指标，正确地处理与社会评价和同行评议之间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评价的进一步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有效地开展。
(1)期刊的影响力评价不是预测每篇文章实际引用影响的良好指标，还需要设计出针对单篇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且，社会科学论文需要增加比自然科学论文更多的限制条件，如地域分布、引文年限、文献类型等方面。
(2)引文评价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引文数据库的地域及语种覆盖范围，因此要合理使用外文引文数据库，加强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赢得中文的世界话语权。与此同时，国际与国内引文数据库的智能组合与对接也很重要。目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已通过多种方式与汤森路透和Google等机构合作，进行引文数据的信息资源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也应顺势而为，积极把中国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融人到世界交流平台，使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融人世界。
(3)未来的科学研究评价应该是文献计量和同行评审之间的有机结合。同行评审方式需要参考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同行委员会也可以根据文献引证分析结果做出初始的判断。实质上，从到引用论文，文献计量指标已经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同行评审与专家推荐的过程与结果。
(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基于使用的评价指标不仅限于被引用，还应有网络浏览与下载指标，以及被政策吸收、社会反响等社会价值指标，这些指标分别反映了研究成果在科学信息交流的不同阶段被使用的情况。这就需要将考察视域从收集作者信息拓展到收集用户信息，从引用文献拓展到阅览并采纳文献，从考察作者单位拓展到用户的账户名称，从引用次数拓展到网络影响及社会受益范围，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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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其与科学文化息息相关，而人文则是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先有人类文化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更高级的社会意识，由于人文性的与生俱来，因此相比科学性来说更早产生，以上两者均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上所说是宏观概念，而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是其一个分支，此处的管理的科学性主要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经验累积掌握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控制方法，并逐渐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然后作用于管理工作当中，实现科学合理的管理，即由实践得出真理，再由实践验证真理。人文性更多的则是体现人性化、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上两者相结合能够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实现人性化的管理，因此两者具有共通性，一个重于理论，一个重于管理方向。
二、 本文就酒店业发展的主要阶段来分析科学性以及人文性在酒店管理中所处的地位。
1.酒店起步阶段
我国酒店业第一次发展机遇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程度带动了酒店业的发展，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国内的酒店数量明显上升，合资或者内资是此时期酒店的主要模式。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合资酒店，合资酒店是指酒店的资金是中外方共同提供，这为外国酒店管理理念的流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国内缺少酒店管理人才，因此此时期酒店的经营者基本都为国外招聘来的专家，这些管理者有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因此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为我国传统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内资酒店为了与合资酒店相对抗，也改变酒店体制以及酒店的设置，包括岗位责任制、工作制等一系列制度相继出台。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我国酒店业主要是探索制度方面的问题，毕竟酒店制度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因此科学性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人文性也展露的头角，但还未能完全掌握，处于模仿、研究阶段。
2.酒店发展阶段
随着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酒店已经能够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体现在1990年左右市场出现了众多的酒店管理书籍，这正是科学管理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为酒店业的规范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主要包括管理制度以及从业人员的规范化。此时期人文性也有所表现，正如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便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一样，但是此阶段的人文性尚未成为管理的中心理念，但是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当前酒店业现状
此阶段酒店的服务成为了经营的关键，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文管理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对此，酒店应该做好一下几点：第一，公平对待员工，最大程度激发员工的潜力；第二，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构建良好的工作氛围；第三，合理的薪资待遇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当下酒店的重心已经转换到人文性当中，而人文性是以为科学管理为基础，两者融合共同促进酒店业的发展。
三、酒店管理当中科学性以及人文性研究
1.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关系
相比人类社会人文性早于科学性产生的事实，酒店管理则是先出现科学性，这主要是因为酒店行业具有特殊性，并且在刚起步的时候并未具备自身的一套发展理念，基本都是照办或者模仿外国先进的酒店管理模式，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服务质量低、经营方式不合理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必要将科学性融入酒店管理中，以便于尽快矫正酒店的发展方向，而随着酒店科学性的不断完善，心理学等精神学科的深入，人文性开始在酒店管理中崭露头角，并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总的来说酒店的人文性以及科学性之间的转换取决于酒店的发展以及时代背景，两种理念所着重的管理方向有一定差异性，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在当前的酒店管理中必须要将两者融合，才能实现现代化的酒店管理。现代化酒店的人文性是建立在科学性的管理模式当中，只有依靠科学性才能保证人文性发挥到极致，而人文性反过来又会使科学管理的水平得到提高。因此两者是相互结合的辩证统一关系。
2.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方式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科学管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管理规律，因此其有较强的原则性和客观性，而人文则是抽象的，因为其对象是人这一要素，而主观能动性又较不稳定，因此需要观察酒店内部员工的心理需求、行为特征、价值定位等方面，相对科学性来说人文性更难把握，但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人文管理不断的发展。两种管理理念的研究方法有共同特征，即需要不断的总结工作经验，去粗取精最终实现较为优质的管理方式。其次，即使有科学性管理理念作为指导，酒店在发展过程当中，仍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矛盾，尤其是员工个人利益与酒店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之后就要以人性化的视角看待问题，寻找能够同时解决两种问题的有效方式，应该尽量降低个人利益的被损害程度，因此只有带有人文色彩的科学管理才能实现酒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共赢，同时酒店员工也更易于接受，并将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转换到员工的服务当中，最终提高了酒店整体的服务质量。最后，科学性以及人文性虽然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仍然要分别区分，科学管理主要是利用规章制度来实现，规范酒店员工的工作，因此其管理效果更为直观，但是人文管理需要把握人员的抽象意识，这需要长期的情感培养，而不是一朝一夕才能够达成，从酒店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人文管理在未来势必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果，人文性与时展潮流相符合，并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价值，因此酒店应该兼顾科学性以及人文性，实现酒店整体水平的飞跃。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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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学初建的“中断”和“引进”
20世纪初，我国在引进国外教育学理论时，缺乏基础的学科理论根基，它是为了解师范办学的燃眉之急，在引进之初，便采用了完全中断、全盘引进的模式，将国外教育学理论直接引进，并应用在实践中。此外，我国教育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引进国外教育学时，逐渐形成了翻译、评述、编撰等多种消化吸收的“中国范式”，吸收对象在发展中不断更替、循环，但国人依然将其看做是教育学的“发展”。
2、教育学中国化的实践历经波折
上世纪20年代初期，我国教育界开始反思对美国的学习。随着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不断深入，其认识也更加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的国外方法没有效果，并不会对其全盘否定，而是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剖析本国教育学的发展需要；二是提出了研究中国教育学问题、促使我国教育中国化的观点。3、中国教育学发展的进展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学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①教育学研究视野有所扩大。随着教育学基础学科的发展，教育学新领域也得到了不断开拓，教育改革问题也得到了关注。②教育学研究进一步深化。教育学的理论研究有明显变化，其基本理论得到了新的认识，分支学科和研究也得到了细化，研究方法和实践运用也有很大提高。此外，从我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分析，也可以清楚看到我国教育学的进一步深化。③教育学学科的自我意识显著加强，其发展机制也得到了建立。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
1、问题根源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颇为曲折，其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主要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学的知识性质，对其是否作为理论性学科存在还是作为应用性学科存在有争议。更有学者指出，教育学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理论。二是教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不同观点的人对教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等都各执一词。
2、20世纪中国教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具体表现
教育学在中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实践性方面，即将理论应用在实践中。在20世纪，教育学引进之初，主要是为了促使中国社会转变为近代而应用的；在向西方学习时，又属于应用类学科；从教育学本身来看，它在中国得到了实践；教育学的最初引进，是为了在师范学校教学中得到应用。教育学在使用中仅为师范院校提供指导，其产生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将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科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学相提并论；第二个问题则是教育学研究范围被局限在学校教育当中。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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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主体性教育思想是包含语文教育在内的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因而由此可以观照语文学科性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为此则必须加强人文教育；从语文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只有语文才能承担起人文教育的主要任务，因而人文教育性是语文的根本特性而工具性是其基础属性。人文教育性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工具性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两者共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进人21世纪，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应该说，这是多年来语文教育界不断探讨、实践的一个宝贵成果，对今后一段时间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表达到底如何理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作用是否各占一半平分秋色呢？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语文教学就还会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中两边摇摆，语文教师还是不知从何着手，重心何在。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特性问题。依笔者所见，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应该是人文教育性—以往习用的“人文性”只是语文的内容特点，用来指称语文学科的特性并不准确。
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两个子命题：一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不是工具性；二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前一个命题正是多年来语文教学争论的一个结论，其基本理由是：工具性只是语文在社会运用上的属性，并不是语文发生论上的属性。在工具论的指导下，语文教学变成了一种遵循逻辑思维法则的理科教育程式，它把语文分解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些抽象的东西，结果导致语文学科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严重流失，这一点笔者木用赘述。第二个命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展开阐述的观点。为求从根本上加以论证，笔者以主体性教育这一教育思想为逻辑起点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理论前提
要弄清楚主体性教育，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主体、主体性。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主体性就是主体的特性，即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客体能动地认识和改造的特性。主体性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自觉性，指人不同于动物的意识特性，即人把他同自己的关系、同他人的关系、同自然的关系变成主客体关系。二是自主性或能动性，它是人的活动特性，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因而可以说，主体性就是人之所
主体性从内容上又可分为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主体人格。主体意识是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性的观念表现；主体能力是“主体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对其才能实际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能力”，“主体人格”是指主体的情感、意志、灵感、信念等的因素。主体能力与主体人格是主体性的现实表现。实际上，具不具备主体意识也是主体人格的一个方面，因而本文为论述需要将前述“主体意识”、“主体人格”统称为“主体人格”，以指称主体的精神情感状态。
前面我们谈到人的本质特征即人的主体性，而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教育学即人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教育理论家提出了主体性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把人培养成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教育应以“培育人的� 这便是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基本含义。
主体性教育思想与我国历来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素质教育理论是一致的。教育理论家王策三曾这样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要发展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这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主体性，它集中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和个性特征，是身、心或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的综合表现。”
“主体性强的人，就是在客体面前拥有主动权和思想的人。”既如此，主体性教育思想可以被看作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依此推导，主体性教育思想也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语文教学的性质也应该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为根本出发点，并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加以确定。
二、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现实要求—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进行人文教育
(一)社会进步需要唤醒、培养人的主体精神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使人类社会一下子从工具时代跃进到信息时代。科技作为最富有革命性的生产力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提供了日益众多的方便和享受。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祸患。如原子能可以用于来发电、医疗，也可以大规模地杀伤人类以致毁灭人类；克隆技术可以在医学和生物遗传工程上产生重大作用，但若用于复制人类，则将是人类的灾难；计算机有利于贮存、搜集、传播信息，也可以被用来不良信息，或利用计算机犯罪。同时，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固然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产生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气候环境的急剧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物种消失、人口膨胀、贫富差距拉大、战争频仍。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和不安。
同样，经济发展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市场经济遵循利益原则，当这种利益原则无限制地渗透到人类的意义世界时，就会造成道德失范，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就是典型表现。这一点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尚未建立，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贪污贿赂屡禁不止，偷盗、抢劫、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甚嚣尘上，一些犯罪分子十分猖狂，他们为着能有钱，过上享乐生活，而疯狂劫掠国家和他人财产，甚至视人命如草芥，滥施暴力，滥杀无辜，耳目所及不乏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良知泯灭、人性丧失的事实，少数人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上事实表明，科技的进步在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下，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甚至会走向人类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人在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面前的主体地位的危机，主体精神的沦丧；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混乱，美好人性、人格受损，人在物质欲望面前，无法从容应对，把持自己，同样会丧失人的主体性。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使
(二)培养主体人格必须依靠人文教育
首先应弄清楚主体人格、主体精神属于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要� 在西方，人文精神是个发展的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十分丰富，儒家、道家或强调道德体验与践行，或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有学者根据中西人文精神传统，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对万事万物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第二，追求完人理想和精神文化品格。第三，当代人文精神重视价值观念，提高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由此可见，人的主体精神可以看作人文精神的核心成分。
而人文精神的教育就是人文教育或说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甚至落脚点，因而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必然可以培养他们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
同时也应看到，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也只有或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因为进行人文教育所依据的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科学)不同，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人文学科总要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人文学科所依据的理念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相反科学技术可以提供强大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情感寄托、伦理要求和终极关怀等的需求，即无法提供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总之，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体系，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谐，人类个体趋向完善。而自然科学却做不到。
因此我们说，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在各阶段教育中应当加强人文教育，应当有学科承担人文教育重任。
三、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学科内容依据和学科分工依据
(一)语文、语言的本质是人文
各学科中语文在对学生实施人文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语文的内容—语言、言语本质就是人文。对此，西方语言学家都有过深刻的分析。他 ”语言的作用是普遍的，它包容一切，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世界对人而言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言说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力的界限，语言作用的这种普遍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具有无限的内容。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那么没有一种工具如此包容一切，甚至会把人的全部理性也包容其中。
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人。早在1993年，特级教师韩军就说：“语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人本身，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体；不仅仅是‘器’、‘用’，还是‘道’、‘体’，它满足主体情感，充满人生体验，因而人文精神是语言的基本属性。”
(二)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功能定位
从前述我们对语文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语文应当而且可以进行人文教育。但并不能完全由此推导出语文的学科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如果对学科布局特别是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还是认识不到甚或否认这一点的。所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还有必要考察语文在学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应当说学科性质是人们依据学科内容、学科目的而对学科功能的界定。语文课的内容即语言、言语具有人文性，顺理成章它具有人文教育功能。目前所要厘定的是人文教育是否应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在目前各学科中人文教育是否主要由语文来承担，从而使人文教育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这必须从语文与相关学科(即同样具有人文教育性的政治、历史)的比较中作出回答。第一，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不是人文教育功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学科的大致分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神学等领域，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从目前所开设的政治学科的内容来看，有哲学、政治、法律等基本知识，可见其中主要是社会科学内容，作为人文学科的内容只有哲学常识一项。因而，可以说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现象和规律的功能，而不是人文教育功能。
第二，语文和历史承担着人文教育的不同侧面。虽然文史在内容上相融相通，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所起作用之间，语文承担着核心的方面，起更主要的作用。就人文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人文知识、人文情感、人文态度、人文价值取向。故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情感体验、人文态度辨析、人文价值取舍。历史重在历史事实的陈述、历史演进的逻辑梳理、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即重在事，即使涉及人，也只是评述人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影响，故历史重在人文知识教育。而语文重在人，重在面对某种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历史所传授的人文知识对人文精神的形成可以起铺垫作用，而语文教育所涉及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实质就是人文精神。当然历史也有态度和价值观培养问题，但它范围狭窄得多，它偏重社会历史态度和社会历史价值观，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世界观以及民主、法治价值观等等。另一方面，语文和历史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的不同使它们在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历史多运用抽象思维的方式，以理性的语言来表述社会历史价值观，而语文运用的却是情感性语言，形象思维的语言，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而非大众习用的“公共话语”或学术语言，它对学生特别是形象思维占主导，情感异常活跃的学生来说，其影响比其他学科要更加强烈、深刻和持久，更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成长。所以，在各阶段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任务主要应由语文来承担。
当然，我们说人文教育任务主要由语文承担，不能因此否定历史也主要承担人文教育任务。所以也有必要以相应的概念来区分历史和语文进行人文教育的侧面和重心的不同，而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故不引申。
四、结论：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综合以上分析，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方面来看，应加强人文教育；而从语文的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语文应主要承担人文教育重任。因而，我们说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工具性是语文的基础属性。语文的人文教育性旨在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从而培养人的价值理性，工具性旨在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从而培养人的工具理性。
回应前面我们谈到的主体性教育问题，我们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大学教育也不例外，也应该有完整的主体性教育构成。可以说，语文的工具性与数理化等学科，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而语文的人文教育性与政、史的一部分一起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两者结合培养学生完整的主体性。前者旨在培养人的工具理性，后者旨在培养人的价值理性，从而把学生塑造成完整、健全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完整的人的教育，才算完成了主体性教育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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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科研；评价体系
一、前言
我国大部分高校在科研评价体系中普遍使用科研“量化”考核的方式。许多国内院校都采用了这种考核方法，客观上改变了原来科研评价无具体明确目标、科研活动随意松散的局面，被认为是较好的科研评价方式，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优秀人才发挥作用，对推动高校科研工作、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演变至今，它在实际操作、评价科研成果价值、促进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
特别是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基本上都是照搬照套了本科院校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过分地追求科研数量的积累，却忽视了高职高专院校自身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出现了科研成果质量低下、科研课题重复研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很多学者和专家也在呼吁对高校科研评价制度进行改革，并且提出了一些构想。笔者认为应根据高职高专院校培养人才类型的不同和教师教学、科研侧重点的不同，创建适合自身特色的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来推动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
二、结合高职院校实际，构建科研成果绩效评价体系
本文所分析的学校是一所综合的财经类高职院校，以财经管理类专业为主，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等多专业支撑配套、协调发展的省属高职院校。学校现设有会计系、经济贸易系、工商管理系、文法系、粮食工程系、机电系、计算机艺术系、外语系、基础部、思政部等8个教学院系（部），基本形成了管理、工学类专业相互依托，支撑配套的专业布局。
在构建科研成果评价体系过程中，注重坚持导向性原则，突出重点指标；坚持整体性原则，把反映科研绩效投入产出的实质性指标全部包含在内；坚持客观性原则，体系中每个指标都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本质，并且指标间不存在相互重复：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1.根据人文、理、工科差异性，制定与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标准体系。该校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发展需要，从科学和创新的规律出发，使评价工作与科研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相适应。人文和理工两类学科具有不可比性，制定计分方案时应充分考虑二者的差异，尽可能做到顾及学科特点，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指标。对于应用研究成果价值主要体现在应用前景上；而理工类的科研成果，基础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科学论文、专利等形式。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科研成果，主要有学术性评价和管理性评价两种：学术性评价着眼于成果的创新点及其在学科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判断，同时考虑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管理性评价则着眼于成果的外部表现特征如成果形式、发表刊物、鉴定级别、转载引用情况等，并从中归纳出一些量化指标。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考虑到过于强调量化指标会导致评价重视科研成果数量、级别的多少而忽视真实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良影响，只是由于片面理解定性、定量评价原则，背离科学发展规律的结果；但是，科研业绩的量化确实为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好处，但它不是万能的，有局限性。因此，在科研成果评价和管理中坚持把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起来，既不能过分强调评价指标的作用，夸大评价结果分值的意义，也不能完全否定科研量化管理的相对公正性。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科研评价方法，不断完善和改进，并且要依靠专家，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同行专家在科研业绩评价中的积极作用等。因此，进行教师科研评价时应各有侧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既重数量又重质量。
3.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从科研课题中提取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全面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教师在科研课题中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供学生研究，学生的创新构想与成果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启发和支持作用。科研与教学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既调动了教师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这种互利双赢的教学模式顺应了教学内容现代化的需要，也符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要求。
同时，将科研引入教学，可以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乃至生产经营的新模式引入教学中，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通过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使教师的知识水平得到不断地更新，更能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学到新技术和新工艺，不仅可以提高其操作技能水平，还能提高技能创新的意识，跟上时展的步伐，一毕业就能顶班上岗，创造社会财富。
4.服务区域经济，突出成果转化。该校结合本地实际，深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工作实际中找课题，突出技术应用项目的研究，把向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引领行业企业开发新技术、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向，通过应用性科学研究，丰富教师专业实践经历，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以往教师评价体系中要么没有关注成果转化，或者仅仅是从成果转化的直接经济效益进行简单地度量。国外有很多大学科研机构都会跟企业签定科研合同，一般主要是三大类：提供资金援助、转让科研设备和设立由企业支付薪金的教学式研究职位。美国、德国大学的医学、药理学和化学系一般都设有若干个由企业承担费用的教学研究职位，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大学教授去公司咨询、授课或作学术报告，直接参加企业科研。为使成果转化的测度统计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成果转化的真实情况，便于管理部门对成果转化进行宏观指导，设置一套较为完整的成果转化测度统计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一些研究部门的探索和实践，科技成果转化测度指标可用科技成果转化率、研究开发产投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项指标进行综合描述。
三、结语
在立足于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定位的基础上，学院结合教师自身成长发展的需要，为保证学校科研的发展，制定了科研工作管理实施办法，根据该办法制订了详细的科研工作实绩量化考评准则和实施细则，包括年度科研工作表、年度科研考核表、最低工作量表和科研工作量考核评估表。在科研考核时，从课题、成果、专利、获奖四个方面建立定性与定量指标，从该校考核量表中可以看出，着重于定量性指标。其中成果这一指标包括科研和教学建设与专业建设成果两个方面，分别设定分值，同时对每一类指标设定权重。分值的计算则采取加权取和，得出总分，进行比较和评定。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充分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还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教师把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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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英芳。对高职院校院（系）科研管理的探讨[J].职业教育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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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ofScience(下文简称WOS)数据库被公认为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索引工具，能够提供科学技术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且数据库平台中包含丰富的分析统计功能。由于WOS中“基金资助机构”字段是从2008年8月开始标注，因此时间跨度选择2008－2014年，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目前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为：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新西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智利、墨西哥、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秘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11］。由于WOS中2007年以后香港的论文国别统一标注为中国，因此，中国香港在文中不作为单独成员分析。进一步精炼国家/地区、年代分别得到APEC成员在计算机领域的论文和基金论文情况。
2基金论文数量分析
2008－2014年期间，WOS共收录计算机科学领域论文259570篇，其中受基金资助的论文133725篇，占论文总量的51.52%;APEC成员撰写或参与撰写论文178963篇，其中105692篇受基金资助，分别占论文总量和基金论文总量的68.95%和79.04%。APEC成员论文与基金论文的详细数据见表1。从表1可见，近7年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美国发表的论文最多，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远远高出其他APEC成员，中国排在第二，各成员间的数量差距较大，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1篇论文，这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相关；中国与美国的基金论文产量最高，约为韩国基金论文的4.5倍；中国的基金论文占比达78.05%，排在第一；其次为文莱、韩国和智利，分别为70.00%、69.11%和68.30%，比例最低的是新西兰，只有36.82%，其余成员基金论文比例均在40%以上。由此可见，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属于科学论文和基金论文的高产成员；基金资助对于APEC成员高水平论文的产出均有着较高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显著。APEC成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基金论文年代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2008年、2014年的数据不全。从图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APEC成员基金论文数保持逐年上涨趋势，由于2014年数据不全，在2013年基金论文数达到峰值；台湾和加拿大的基金论文数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达到顶峰，其后有所下降；马来西亚和越南在2014年截止到检索日期时基金论文量已经超过以往其他年份，足可预测2014年增长趋势。中国基金论文增长迅速，2009－201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5.34%。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带动了中国计算科学机领域高水平科学论文的数量，也促进了各类基金组织对科学论文的支持力度。
3基金论文影响力分析
篇均基金数是指每篇基金论文由多少基金资助［12］。本文中篇均基金数是基于WOS中“分析检索结果”统计而来，各成员篇均基金数见表2。文莱的篇均基金数最高，达3.29，即文莱的基金论文平均每篇由3个以上的基金资助机构资助；中国的篇均基金数以2.84位居第二；除巴布亚新几内以外，中国台湾的篇均基金数最低，只有1.45;共有13个APEC成员的篇均基金数不小于2。一方面表明APEC成员都很重视高水平论文的资助力度；另一方面对于基金管理部门来说，基金重复支持率高，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文献被引用的频次是其学术水平和价值的一种客观测度，是衡量科学论文重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其学术质量和价值越高。本文利用平均被引频次和最高被引频次来分析APEC成员基金论文的影响力。此部分数据由WOS中“引文报告”功能所得。从表3可见，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最高的成员是秘鲁，达9.54;其次是澳大利亚，为6.03;平均被引频次达5次以上的成员有美国、新加坡、新西兰和加拿大，分别为：5.96、5.93、5.22和5.12;中国的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只有4.39。比较基金论文和非基金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发现，只有澳大利亚、俄罗斯、新西兰、印尼、秘鲁、文莱和巴布亚新几内等7个成员的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高于非基金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其他成员均反之；美国、中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13个成员的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都受到基金资助，其中美国和中国的最高被引频次相同，均为3084，远高出其他成员，进一步查看此条记录发现，该文是中、英、美三国学者合著，由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Trust)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In-stitutesofHealthNIH)共同资助。综上分析发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基金资助对科学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影响不大，但基金资助促进了高被引论文的产出。
4基金资助机构分析
运用WOS中的“分析检索结果”功能，设置相应阈值，得到每个APEC成员基金论文的基金资助机构，并导入Excel中进行统计分析。由于作者对资助机构的英文标注不统一，我们将各成员所有基金资助机构逐一翻译合并统计，计算得到每个资助机构资助论文的数量和比例。限于篇幅，表4列出了基金论文排名前10的APEC成员资助比例最高的基金资助机构及其简介。
5合作情况分析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合作现象在科研活动中迅速扩展。合作论文是对科技交流与合作活动所产生研究成果的理性分析和总结，发表的合作论文数量是评价群体交流与合作活动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23］。APEC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组织，开展APEC区域科技合作已成为各成员推进科技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对合作基金论文的分析，可以从一个角度客观了解APEC成员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发展状况。本文在高级检索中，使用逻辑关系AND将APEC成员两两进行检索，获得20个成员中任意两个成员合作的计算机科学领域基金论文数量，得到APEC基金论文合作矩阵，见表5。将合作矩阵导入Ucinet6进行中心性分析，并通过可视化工具Netdraw生成APEC基金论文合作关系图，如图2所示。节点表示APEC成员，其大小表示成员在网络中的中心性(Degree)，即该成员与其他成员相联接的程度。中心性越大，则节点越大，说明该成员在基金论文合作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节点之间连线粗细表示成员之间的合作强度，连线越粗，则说明两成员合作的基金论文数越多。分析表5和图2发现，图中没有孤立的结点，说明APEC成员与至少1个其他成员有合作；从节点的大小看，美国、中国、日本节点最大，与17个成员有合作，在APEC基金论文合作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次为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分别与16个成员有合作。中国台湾、加拿大与15个成员有合作。节点较小的是秘鲁、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分别只与2个和1个成员合作；美国和中国合作基金论文最多，为4761篇，约占本国基金论文总量的13.92%，可见美国和中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合作非常密切。美国和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的合作基金论文均在500篇以上，合作较为密切，在图2中表现为节点之间的连线较粗。除菲律宾和秘鲁之外，中国与其他成员均有合作，与美国合作最多，其次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合作基金论文在1000篇以上，与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合作也较多，分别为949、667、435、421。中国作为科技强国，既与发达成员也与发展中成员合作，在促进APEC区域科技联系、缩小差距、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结论
本文以APEC成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基金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从基金论文数量、年代分布、篇均基金数、被引频率、资助机构等方面定量分析了各成员基金资助科学论文的产出力和影响力，借助Ucinet6和Netdraw工具绘制了基金论文合作网络并分析APEC基金论文合作现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1)在计算机科学领域，APEC成员中，中国和美国都属于科学论文和基金论文的高产成员，其次为中国台湾、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APEC成员都很重视对高水平科学论文的资助，大多数成员基金论文比在40%～60%之间，中国的基金资助论文比例达78.05%，说明科学基金在中国计算机科学发展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2)秘鲁、澳大利亚、美国等6个成员基金论文影响力较高，平均被引频次在5以上，而中国只有4.39;通过基金论文和非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和最高被引频次的比较发现，澳大利亚、俄罗斯等7个成员基金论文平均被引频次高于非基金论文，美国、中国等13个成员最高被引频次出现在基金论文中。计算机科学领域基金资助对科学论文的平均影响力不明显，但对高被引文献的产出影响显著。(3)资助高水平科学论文最多的资助机构都出自各成员科学技术界部级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主要面向基础科学的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资助。(4)通过APEC基金论文合作网络图，发现没有孤立节点，成员之间合作较密切；美国与中国的基金论文合作最多；中国与17个成员有合作，有发达成员，也有发展中成员，合作较多的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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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体；科学传播；科学新闻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51-0058-03
作为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科学传播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1但是对科学开展传播和普及的活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这些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瞳1在实践过程中，科普、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经常被不同的研究者交替使用。马丁・鲍尔对过去25年间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可见，媒体仍然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同时媒 而媒体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自从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甚至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媒体就成为科学家向公众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的渠道和途径，比如1866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出版了法文刊物《科普画报》，1881年由《波士顿化学学报》改名为《科普消息》的杂志，19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出现的包括《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Science Monthly）在内的几本科普杂志等。
同时科学家 当然科学家们还通过其他途径将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传播给广大公众，比如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该年会始于1831年，很多科技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是在这个年会上首次的，其中包括19世纪40年代，焦耳的热功当量实验；贝西莫的炼钢工艺（1856）；瑞利和拉姆齐首次发现惰性气体 氩（1894）；奥利弗爵士在几百码的距离中进行无线传输的首次公开亮相（1984）；约瑟夫・约翰・汤姆森发现了电子（1899）。同时也正是在这些会议上，“科学家”这个词被“杜撰”出来，“恐龙”这个词被正式使用。
虽然起初科学家利用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但是一些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组织对于科学家开展科普活动的“不务正业”行为采取了某些处罚措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热情。
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媒体承担起了科学传播的工作，媒体被看作是科学传播的桥梁，二传手，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技术创新，联邦政府在二战后加大科研投入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出现的对环保的关注唤醒了美国很多的媒体机构，他们争前恐后地发掘科学和环境方面的记者，以对他 因而有关SHER（科学、健康、环境和风险传播）的报道在媒体中大量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同时2002年成立的世界科学记者联盟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媒体记者对科学的报道。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由来自于非洲、美洲、亚太、欧州和非洲的51个科学记者组织组成，该联盟鼓励对科学、技术、环境、健康、医药、农业和相关领域的批判性科学报道。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的目标包括：通过媒体能力的建设来增加对科学新闻的认知；通过教育、培训、会议等方式培养科学记者，并致力于强化科学新闻网络等。
但是随着科学的边界不断扩展，科学也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在当代，公共政策越来越依赖把科学标准作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各个领域由此形成了大量专家群体，他们彼此所持的相反观点打破了“科学就是正确的”传统认识。这一过程使科学更容易变成争议对象。同时政客们（政治家）在确保哪些话题能获得媒体报道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政客们“被看作是意见领袖；他们是首要的定义者，那些登上媒体头版的科学新闻，往往是那些带上了政治色彩的信息。因而媒体上的有关争议性话题的科学报道往往会将科学事实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从而给科学传播带来不利的影响。传统上，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即公众把对信息进行“把关”的权利让渡给了媒体，媒体负责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信息，但是往往媒体的议程设置和媒介间议程设置会左右公众该想什么。
另外一方面，随着媒体对科学报道的不断深入，科学也有越来越媒体化的倾向。德国学者魏加特（PeterWeingart）提出了科学的媒体化（medialization）的概念，借以比喻媒体与科学日益紧密的纽带以及科研的媒体导向。实际上科学的媒体化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种做法有助于提高科学研究的媒体曝光率，进而促进科学家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项目。同时既有的研究也指出，媒体对科研成果的报道对于科研论文本身的引用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1年发表的一项以1978-1979年该刊所发论文为数据进行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如果《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增加72%。另外，以文献计量手段对2007-2011年在中国科协领导下举行的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活动的新闻稿与科研论文引用率的分析考察也验证了上述结论。
2 科学传播对媒体的反制作用
总体上看，媒体促进了科学传播的发展，但是媒介议程与公共议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同时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彼此的议程设置导向。而科学与公众（媒体）之间往往被认为存在着隔阂（gap），障碍（barrier），藩篱（fence），甚至二者之间是水火不容（oil andwater）。作为对公众不信任科学的反应，科学家们既把媒体作为引起公众对科学信任下降的原因，有不得不把媒体作为解决这种不信任的一种途径。二者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着，然而科学传播本身也给媒体带来了一些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反）作用。因为传统上，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而媒体是二传手，科研机构的成果通过媒体的“转述”和“翻译”变成了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从而实现了科学传播的效果，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交织，科研机构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不仅继续承担发球员的角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科研机构直接到受众的点对点的科学传播。
由于经济利益的压力，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压缩科学报道的数量和板块，压缩了科学新闻报道的空间。比如1989年美国每周有科学报道的媒体达到95家，但是仅仅3年之后，这个数量下降到了44家，随着出现的是科学板块的减少和压缩，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篇幅上，特别是那些小报，到了2005年，仅存24家。
随着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呼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开始关注科研项目的科学传播问题。同时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多元的传播渠道。科学家们开始“重操旧业”，从科学传播的幕后走向台前，利用各种渠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纷纷利用博客等新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有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尼尔森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共追踪了1.81亿个博客，较2006年的3600万博客数量有了大幅增长。科学网博客上每日都不断更新着各种科学相关的资讯和新闻，果壳网的日均浏览量400多万次，微信订阅人数高达40万（2014年7月数据）。
特别是随着微信公共账号的不断增加，其中科学传播相关的公共账号也备受公众关注。根据微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近80%的微信用户关注微信公共账号，用户关注微信公共号主要目的是获取资讯（41.1%）。众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开始独自运行微信公共账号，主动相关的科学新闻和信息，满足公众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比如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定期“移动互联科学传播榜”，致力于向公众推介科学健康、内容优质的科普类移动互联平台、专家及科普内容。这其中既涉及到科研机构，又包括科研人员本身。而某些媒体也反过来转载科研机构通过官方微信公共账号的相关信息和新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科研机构的议程设置影响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科研机构对从事科学传播的媒体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
另外从受众的视角来看，公众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主动获取科学，特别是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信息，从而也给科研机构开展科普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科技传播功能。
3 改善媒体与科学传播的一些反思
如上所述，自从现代科学出现以来，媒体就对科学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大公众在完成正规教育之后也主要通过媒体获取科技信息，但是媒体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学界用众多比喻来形容媒体与科学（公众）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比喻也往往将二者看作是相对对立的状态。在科学传播发展过程中，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科学的媒体化（为迎合媒体口味而追求轰动效应等），科学的政治化等等，同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科学传播也相对应地给媒体科学传播带来一些挑战和反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如何改善媒体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首先，开展科学传播的媒体起源于科学需要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从而使得科研成果既要通过学术期刊发表出来，又要通过传统媒体予以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科学和新闻的边界，但是通常在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如何解释和阐述研究过程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断层。比如，科学论文是“冷冰冰的”量化的，而媒体文章通常以人文为视角并同普通公众联系在一起。科学论文的受众是“一小撮”专业人员，而媒体文章则以广大的公众为受众。因而科学和新闻都需要认识到各自的边界以及区别，从而更好地合作，促进科学传播的发展。
其次，在新媒体时代，科学共同体也给传播科学的媒体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因而媒体应该充分加强与科学共同体的互动，并加强媒体融合，从而及时、准确地传播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声音，提升媒体在科学传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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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教育质量；社会标准；学术标准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较低的起点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一的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到2007年的22％，高校在校学生数由扩招前的不到800万人增加到2300万人，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跨入了大众化阶段。与褒扬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猛发展的成就相比，在论及近些年我国大学教育的质量时，人们却存在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看法。认为应该肯定质量者有之，认为质量严重滑坡者有之，甚至还可以听到“扩张了规模牺牲了质量”的说法。特别是自1998年连续扩招以来，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各行各业所接纳的同时，社会各界关于当代大学生质量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人们对现代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本文认为，衡量大学的教育质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大学，也不能用一个阶段的标准衡量不同时期的大学，即使是对同类大学的同期评价，也不可能是一个标准，至少应当从大学自身的学术传承和大学的社会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大学的教育质量。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大学教育质量的学术标准和社会标准。
一、大学教育质量标准的历史性
大学教育质量标准是人们对于高等教育本质认识的体现，是大学教育目的观和价值观的反映。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她所承担的自身发展和社会任务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衡量大学教学质量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标准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16世纪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来，世界科学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几乎每隔7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转移，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意、英、法国的教学型到德国的教学研究型，再到美国的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型，不言而喻，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也必然随之变化。虽然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具体标准是历史地变化的，但根据大学的基本职能，我认为，衡量大学教育质量至少包括学术和社会两个标准。
所谓学术标准，是指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单位，担负着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的重任。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策源地，作为一种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机构鼎足而立的文化机构，它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和价值追求，其核心是一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学术性是反映大学本质属性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大学是知识机构，不是经济的工具，尽管它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功用价值，但对真理、对知识的忠诚是第一位的。正如弗莱克斯纳所强调的那样：“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是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
所谓社会标准，是指大学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需要，向社会提供知识产品和具有知识能力的劳动者。早期的大学曾经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崇尚学术自由，被人们称之为“象牙塔”。后来，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大学逐步地走出了“象牙塔”，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为社会服务的价值日渐彰显。 学以致用的观念、为生活做准备的目标亦使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取向进一步强化，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受教育者期望的价值取向成为高等教育大
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在大学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认识和处理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理性与功利、人文与科学、学术自由与文化强制、多元开放与闭关自守之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离开学术取向的大学教育质量观，会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有悖于高等教育的本质，会使大学教育变成急功近利活动，失去理想主义激情，丧失其可贵的对社会和个人的引导功能。离开社会取向的大学教育质量观，只会坚守自己的传统标准，社会因保守而缺乏生机与活力，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远离人类的价值取向而走向孤独。
从历史上看，某一时期大学教育偏重学术性还是偏重社会性，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古典教育时代，社会发展较慢，社会生活复制循环，当时的大学更重视系统知识传授，提倡“通才教育”、“博雅教育”等，这是理想主义的本体论的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随着工商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学开始重视教育的实践性以满足社会的职业需求，“实用教育”、“生计教育”等随即提出，功利主义工具论受到了重视。而在过分看重教育的功利性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复兴传统教育的时期，人们又转而重新意识到大学教育学术的重要性，提倡“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等。大学教育在两种要求中左右摇摆，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动态平衡。正如库姆斯在《世界教育危机》中曾指出“质量和水平是相对的，是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学习者和他们的环境相对而言的”。历史表明，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大学追求学术性和社会性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二者没有高低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高深学问取向的标准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同样，也不能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职业技术取向与操作能力标准来规范精英型高等教育。马丁・特罗也说：“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塑造统治阶层的心志和个性”，所以“在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和结构中，一般设有共同的和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而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教育“重点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因此，“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术标准更加多样化”。
二、当今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学术水准和社会服务水平
近代中国自有大学100余年以来，大致走过了先学英俄，再学美国的历史路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主要是国办，运行管理经费主要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只有2％～3％的少数精英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其办学导向偏重于学术传承。体现在评价标准上，就是以知识掌握的多寡深浅来衡量教学的质量。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增加了3倍，但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1
年83％下降到2005年的72.6％，这一结果引发了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质疑和辩证，也引起了办学者的思考和探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大学的教育质量，不仅关系到对当前大学办学质量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大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先来分析我国大学的学术水准。
针对社会各界不断质疑大学教育学术性下滑的问题，我 我国大学教育的学术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提高的，只是这一结果与人们所认为的大学规模迅猛发展所应带来的学术质量提高的理想结果不一致，与人们预期的结果有较大的差距。
以2002年为例，这一年美国费城《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全世界科学杂志近4000种，堪称世界相关学科领域的优秀期刊，且皆因刊登论文质量上乘而饮誉世界)收录全球科学论文974831篇，美国为313613，英国为87916，日本为81315，德国为74552，法国为52142，中国为40758篇。国务委员陈至立2007年1月30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当前我国科学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已经提升到世界第4位，被SCI收录论文引用次数提升到第13位。在最活跃的生物、纳米等前沿科学领域，我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尤为迅速，其中纳米科学论文数量已达到世界第2位，生物科技论文达到世界第6位。在发明专利方面，目前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快速增长表明我国具有原创性的技术突破正在迅速增加。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我国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活动的人员数位居世界第二。中青年科技人才正在迅速成长，已� 讲到专利，再看另一个例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弗朗西斯・加利在2007年2月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会上说，2006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第八，位居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英国、荷兰之后。如果说以上数据说明我国科研水平的话，那么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正是因为接受了大学教育才有今天的科研成果。
据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从国际性科学奖(包括：诺贝尔奖、鲁斯卡奖、加德纳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日本国际奖、京都奖、第三世界科学院奖)的获奖人数看，美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占总获奖人数的57％；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以色列、瑞士、加拿大、俄罗斯、瑞典、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等组成了第二集团；中国、印度、阿根廷等处于第三集团。从获奖的领域来看，中国在数学方面有一定地位，曾有1人获得菲尔兹奖。在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科学奖中，中国获奖总数为12次，落后于印度(27次)、巴西(18次)。在第三世界科学院应用科学奖中，中国获奖总数为5次，排名第一。
我国科学家论文被国际引用的情况：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反映了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依据美国科学情报所的基础科学指标数据库进行的分析表明，1993―2003年间，在各学科被引次数排名前40位的论文作者中，中国有8位，有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被引次数排位在世界前40名。从学科分布上看，中国在生物学领域、材料科学方面表现突出。
这些成果表明了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只不过与我国大学规模位于世界第一的提升速度不相匹配而已。
再来看一看我国大学的社会服务水平。
当然，大学生就业率低的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美国2001年12月大学文化的劳动力失业率为3％；2003年1月为4.8％。大学适龄入学率只有8％的印度，目前的失业率也超过了17％。在我国，大学生失业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与长期存在高等教育精英教育观念和扩招前后就业反差大有关。
大学除了在为社会提供高智力高技能人才资源之外，还为社会提供科研成果，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理论成果，引导社会价值观；为社会提供艺术作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等。实际上我国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越来越高，为社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既标志着大学管理者办学理念的更新，也标志着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三、大众化教育时代的质量标准体系
大学学术水准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大学教育质量十全十美，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也不意味着教育质量没有问题。但是，本文想说的是，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不是所谓“下滑”所能概括的，而是如何确立大众化教育时代的质量标准体系。
确立大众化教育时代的质量标准，首先要肯定大众化阶段大学类型的多样性，树立以多样化的质量标准衡量多样化大学的新的教育质量观。正如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应该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各自的特点和社会适应面，从而也应当有各自的教育质量标准。”也就是说，要摈弃以学术性为单一价值取向的精英教育质量观，以多样化的质量观取而代之。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也特别指出，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也就是说，大学有着理、工、农、医、综合，有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有国办、民办、国民合办等形式，一所学校中还包含研究生、本专科层次等，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比现在更加精确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以推动多种类型学校对社会做出多样性的贡献。
确立大众化教育时代的质量标准，还要特别强化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培养人才方面，要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增强大学适应社会需求的科学敏感性。大学扩招以来，我国大学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性明显增强，但是，这种增强表现在以专业对应职业，培养口径日趋狭窄，突出了为社会服务的向度，而忽视了教育培养规律的向度，造成了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过剩。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以3～5年为周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业以大致相当的周期呈现波动轨迹。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滞后性及专业建设的相对稳定性，加上我们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未能按照超前性要求作出灵敏的反应，因而难免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两者的波峰波谷发生“撞车”现象。以至出现毕业生数量增加时，社会的需求量下降。而根据社会需求量不足压缩招生计划数时，三四年后又发生社会需求量增加造成毕业生供给不足的问题。这说明，适应社会需要，增强服务的敏感性，还要以符合人才培养规律为前提，以符合教育规律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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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简称《课程标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简称《基本要求》）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简称《教学要求》)，都没有将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这就使得以普及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和以专业教育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上缺少衔接，出现错位，也使得英语课程的教育功能难以得到进一步发挥。因此，本文试对建设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语文概念及其教育功能
我国各种典籍对“语”、“言”、“文”等语词皆有释义，例如《说文》：“语，论也。”段注认为，“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辞源》将“语”与“言”界定为：“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据此可知，语与言的内涵皆指口头的语言，即言语。“言”常指自言；“语”，常谓之与他人的口头交流。《说文》曰：“文，错画也。”据段注，“错”，当作“(辶昔)”。(辶昔)画者，交(辶昔)之画也。《辞源》将“文”界定为：①彩色交错。引伸为文雅。②纹理、花纹。③文字、文辞……，又作动词用，指撰述。由此推知，“文”的初始意义乃指色彩，通“纹”，是纹的通假，并以此引申为文雅，即cultured。可见，此义中、西相通，故“文”的意义在汉语中与“语”和“言”一样十分丰富。语，指口语；文，指书面语。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将“语”与“文”界定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叶老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历代的学校教育“言"、“文"不分家，且倚重“文"的传统，做出的系统总结。
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除北外主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称其为“外国语文月刊”外，其它如《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研究》等，并没有将其划分为研究外国语文的范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概念都无界定，只是对课程性质进行了描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
再以语文的英语对应词philology为例。语文与philology意义相近，但philology没有汉语中丰富的语义。如Webster's New American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①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relevant fields; ②linguistics(p390)。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对其定义为：①the study of language from the written texts by which it is known；②the study of texts and their transmission(p842)。
综上所述，语文之概念可概括为：①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基础应用性较强、交际性较强的学科或课程；②语文的语篇选材既有古代的、文言的，也有现代的、白话的；③语文的语篇内容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④语文的语体既有文学的，也有应用或实用的；⑤任何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并具备一定的教化、教养作用，即人文性。
根据前文所知，我国对语文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亦如此，philology往往与linguistics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不能只是推介、研究语言学而语言学，必须扩大其辖域，改英语为英语语文。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各级英语课程的设置，无论是教学大纲对教学的性质和目标、学习者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规划和要求、教材内容的编排，还是从各级考试的侧重点来看，强调并突出的还是其听、说等交际功能。然而，英语在我国毕竟只是外语，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也极为不平衡，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水平都有差距，而且，如果只强调学习的一个方面，势必会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二，正由于语文概念的模糊性，才会对英语语文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连贯性等认识不够，误以为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就是英语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语用失误。
日常教学中，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语文的外显与内隐意义，还要真正理解“交际”的语域。正如《教学要求》所言，“交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3]其实质也就是“语”和“文”的统一与同构。 束定芳也认为，“除了口头的方式以外，如今更重要、更常见的方式是书面的，即阅读与写作”[4]。董亚芬则强调，“在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过程中，写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作不仅有助于巩固经由读和听输入的语言材料，促使语言知识的内在化，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为实质性的口语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5]。 并且，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特质。对此，Kach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说（concentric circle）——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内圈（inner circle）；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圈（outer circle）；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处于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处于同心圆不同位置的英语形式，其形态仍以同一个共核（common core）为基准，但它们会有各自的变体，这些变体还会拥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显然，英语要在中国保持鲜活的生命特征，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在教材中适当补充涉及到英、美等国文学、文化的篇章，满足学生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并通过对两种文化形态的比照，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蕴含有德育和教化功能。德实际上也属于文化的精神范畴。关于文化，《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语文教育所负载的文化功能还具有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化的一面，它是以“人文"来进行人格教养与教化。文化即“人化"、“化人"。关键词“化"曰之内化、融合、升华与超越。从语词的起源来看：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从功能上来看：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6]。因此，笔者所力陈的语文学科教育，旨在说明：①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原型与母本。②作为人文学科的次范畴与下义项，语文这一定义不仅是对受教育者习得语言、文学等外显知识的观照，还通过语言文化的世界图景性，整合、超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哲学观念等，使受教育者学习如何做人、化人，因此英语语文教育比英语教育的概念域要大，它即属于教育这一个大范畴，同时也包含有语言、文化、文学、哲学、宗教、伦理学、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成分，甚至也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成分。
二、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意义
与汉语中“学科”相对应的英语语词为discipline,《牛津英语大词典》定义为：A branch of learning or scholarly instruction。《辞海》定义为：①学术的分类。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秦秀白认为：“学科是按门类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下位概念……学科的分类过程就是对科学系统的逐渐认识并形成一个个具有独自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的过程。"[7]显然，学科领域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技能为目的，教养在其中居主导地位，通过教学活动过程，展开人格教育。
“课程”在汉语中始见于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所作的注疏，“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其语义可理解为分担工作的程度，学习的范围、时限、进程或教学与研究的专门领域。在英语中的对应词curriculum，源于拉丁语currer，译为跑马道；在现代英语辞典中转义为教育类的术语a course of study或a set of courses。由此可知，课程体现学科知识的教育形态，为学科的下义项。
由上可知，课程的辖域比学科要窄。因此，在《教学要求》中所提到的“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混淆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言语学能的培养阶段最好是在青春期前期，而在青春期的中、后期，大学生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得到了加强，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滞留在字、词、句的浅表性教学上，导致其思维在具象性和直观性上的固化，缺乏对英语的整体把握。我国的英语教学之所以“费时、低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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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目的或意义就是教会学生掌握阅读各种文章和书籍的方法。但我们当前语文课阅读教学的弊端在于，如果我们在课堂上教的是连我们教师自己平时阅读时都从来不用的阅读方式方法的话，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那么我们怎么能有效教会学生阅读的方法呢！
课程的问题，本质上是知识的选择问题。要革除中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种种弊端，归根结底，要靠语文知识的除旧纳新。当“这一个”知识体系不符合语文的本性时，那么我们就重新建一个符合语文本性的知识体系①。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说明文”这个“语文知识”。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八年级上册里，有这样一篇介绍阅读“说明文”及其阅读方法的短文：
学习阅读说明文 说明文是客观地说明事物、阐明事理的一种文体，目的是给读者以科学的知识、科学地认识事物的方法。阅读说明文，不妨从理清说明顺序入手。常见的说明顺序有三种：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理请说明顺序，可以先逐段概括内容要点，再把内容相近的段并成部分，把全文划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部分，归纳出每部分的大意，将这些大意依次衔接起来，就能得出全文的说明顺序。理清说明顺序之后，接着认清段与段、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就容易看出全文的结构。说明文的结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总分式（包括总―分、总―分―总两种），一种是递进式。事物说明文大都用前者，事理说明文大都用后者。在阅读中，注意前者“分”的部分是怎样组合的，按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如果是并列，是总、分关系，还是分、总关系？对于后者，要分析各层意思是怎样逐步深入的：从现象到本质？从性状到用途？从原因到结果？从整体到部分？从主要到次要？从具体到概括？……把握了全文的条理和思路，就容易把握全文说明了事物什么样的特征或什么样的事理。
读了这是一段介绍如何“学习阅读说明文”的知识短文，如果照样画葫芦给它做个归类的话，本文也应该归入阐明事理的“说明文”之列。阐明就是讲明白（道理）的意思。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说明文”？短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说明文”以后，顺带着就告诉了我们阅读说明文的目的，即“给读者以科学的知识、科学地认识事物的方法”。“给读者以科学的知识”就是笔者在前文中说的获得信息，给人以“科学地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求得理解。既然本短文属于“阐明事理的‘说明文’”，那么，短文讲的应该是一些接近真理或合乎科学的道理。但真理和道理都是需要论证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篇阐释道理的论说文，不是什么“说明文”，它要阐释的是怎样阅读它说的所谓“说明文”的方法的道理。
其次，任何知识首先应该“有用”，那么这篇关于“学习阅读说明文”的知识到底能教给我们学生什么样的阅读方法呢？我们来看它讲得是否有道理。第一，它说：“阅读说明文，不妨从理清说明顺序入手。”接着它告诉我们“说明文”有三种说明顺序，即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逻辑顺序。我们知道，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我们来看看我们阅读“说明文”是否如短文说的那样阅读呢？笔者前面已经说过，阅读的第一目的是感受一个文本所传达的信息，而不是理清什么“说明顺序”，所以，这是一种无效知识，因为一个读者即使不了解所谓的“说明顺序”，也能从文本中获得想要获得的信息。短文的第二个论据是，我们阅读所谓的“说明文”，还要认清说明文的结构。它认为，说明文的结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总分式（包括总-分、总-分-总两种），一种是递进式。我们是不是必须像它说的那样才能阅读所谓的“说明文”呢，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读懂和读通了呢？笔者就以阅读《被压扁的沙子》（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为例，谈谈我们是依照什么方式或者顺序来读解这个文本的。
想要获得文本的信息，我们当然先要与文本亲密接触，把文本至少读上一遍。最先吸引我们的是文本的题目，我们被吸引而读了下去，直到我们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为止。只有在这时，我们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是借助这个题目的噱头，想要告诉“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不是火山活动，而应该是撞击”这个作者提出的观点。如果第一次没有把握住的话，我们就再第二次阅读，再不懂，就再读，直到我们能把握其主旨为止。在这阅读过程中，我们绝不会先考虑什么“说明顺序”之类的东西。可见，我们的读解首先不是“理请说明顺序”，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意念，而是直接就去把握文本的主旨，即它究竟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而这是我们读完文本就马上想要并且也是能够把握的。
第二步，在知道了文本提供的主旨后，我们还要求得对文本理解，即弄懂文本怎样叙述和为什么要这样叙述。我们仍以《被压扁的沙子》为例来论述。为了证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文本开头用四个自然段的篇幅来讲述有关恐龙灭绝的两种对立的理论――“撞击说”和“火山说”，如果不先叙述这两种绝然对立的理论，读者就弄不懂作者为什么要提出关于“被压扁的沙子”这个科学事实。接着作者才论述关于“被压扁的沙子”――即“斯石英”被发现以及它产生及消失的原理和条件，还有它的性状，即高压生成，高温解体。根据这个论据，作者认为火山活动地区至今没有发现“斯石英”这种“被压扁的沙子”，而“斯石英”存在于其他类型岩石中的年龄正好是6500万年左右，为作者自己的论点“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不是火山活动，而应该是撞击”提供了证明，这样得出结论也就水到渠成。可见，我们也不会“先逐段概括内容要点，再把内容相近的段并成部分，把全文划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部分，归纳出每部分的大意，将这些大意依次衔接起来，就能得出全文的说明顺序”那样画蛇添足地去做。可以肯定地说，短文提供的两点都是无用知识，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如编者叙述的方法去阅读所谓的“说明文”。
我们读完了。我们在既没有“理清说明顺序”，也没有“认清全文的结构”的前提下，也可以读懂《被压扁的沙子》这篇文章。由此可见，《学习阅读说明文》提供的阅读方法是无效和无用的。教科书提供给我们的阅读知识“其实是在想尽办法‘生产’一种奇特的阅读方式，也就是有阅读能力的一般人（包括学者、作家、评论家等）所从来不采用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在备课、教学之外所有的成人都从不采用的阅读方式。”奇怪的是，越是我们语文课上“独创”的阅读方式，学生越学不会。②这就违背了阅读或者阅读教学的初衷，要它何用！
教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学得的知识能在人生实践中应用，但恰恰相反的是，我们想要教给学生的知识，竟然是除了课堂上或考试时使用以外，在他们今后的社会和人生实践中再也用不着了的，如此做法，究竟是何用意呢？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知识是错误和无用的，我们必须重构知识。不信？就请看看我们的考试题目，就可以知道科学作品阅读教学变革的迫切性有多么急切。
15．文章多处运用比喻说明的方法。下列比喻分别具有什么作用？(4分)
①(病毒)且不奢谈“库房”和“车间”，就连作为保护外壳的“茅草房”也没有。②变异就像，总是有输有赢，不断地赢下去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2004年杭州市中考语文试卷及答案）
13．“远远望去，宛如一群雪白肥壮的大狮子……原来这是一座宣石假山”这句话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长沙市2004年初中毕业会考语文试卷）
看看，我们考的是些什么货色？多么美妙的语言，就给这“说明方法”败坏了阅读文本的胃口！而且，作为成年人的你，是这样阅读科技类文本的吗？请问，说明方法对我们阅读和写作科学作品究竟能起到什么帮助作用？就笔者而言，读书将近三十年，“说明方法”这东西，非但一点帮助没有，而且还造成了错误阅读信息对自己思维畅通的堵塞。
笔者认为，说明文其实是一种并不存在的文体③，是以前的语文教学专家们生造出来的。所以，对依照常规划分的事理性说明文和事物性说明文的语文知识，应该进行重新定位，“说明文”这个概念应该从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消失，而代之以“科学作品”或者叫做“科学文本”，并且再加以适当细化。请各位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并在读完后判断是不是属于“说明文”：
在教师问卷中，对于“您认为在中小学做教师是一项职业、专业、事业”的问题，表示把教师工作当作一项职业来干的占50.2%，把教师工作当作一项专业干的占3.1%，把教师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干的占46.8%。从上海、湖南、宁夏三个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发达地区教师的事业感越强，越是贫困地区教师的职业感越强。但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教师均缺少专业感，缺乏专业意识（见图表一）。从不同教龄阶段教师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情况分析，刚工作的青年教师和教龄在20年以上的老教师的事业感强，教龄在6到20年之间的中青年教师的职业感强，而青年教师的专业意识比老教师强烈（见表二）。
语文老师们都会认定，这段文字是典型的“说明文”，并且能熟练地说，它用了画图表、列数字、作比较三种说明方法，谁还不知！但是且慢，这段文字不是来自我们所谓的“说明文”，而是来自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该属于原创性的科学作品，从文体上应该属于论说文范畴。所以以上的这段文字是在分析论证，而不是在“说明”。所以才有学者认为，世界上没有所谓“说明”这种独立的表达方式④，它是我们以前的语文教学权威生造出来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分析和论证。比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语文》八年级上中的《向沙漠进军》《恐龙无处不在》《被压扁的沙子》《大自然的语言》和高中老教科书的《泡桐――一个好树种》《人类的出现》等都是科普作品，是“说明文”，但它们都属于“说服性”一类的作品。想要说服别人，没有论证行吗？
比如《泡桐――一个好树种》，很明显，泡桐树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并不是一种好树种，如果让你选择喜欢泡桐还是楠木，我想没有多少人会选择泡桐，一定选择楠木。但作者却用这样的题目，这就要讲出泡桐的好处来，才能说服别人，让别人接受作者的观点。为此，作者从生长速度快、分布广、材质好、用途多、适合四旁绿化和成片造林、叶花可做肥料和饲料、可做药、净化空气等许多方面加以论证，证明泡桐的确是个好树种，才终于使人信服，同意作者泡桐是一个好树种的观点。《向沙漠进军》则是想要告诉人们，沙漠是可以被征服的。因为有历史以来，只有沙进人退，从来没有人进沙退的事，所以也要进行论证，否则就不能说服别人。可见这些“说明文”最要紧的不是“说明”，而是论证，通过论述使人信服，这才是科普作品最要紧处。
前文已经说过，语文应该教给学生一生都有用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要对学生进行阅读教学的指导，那么我们以前认定的所谓“说明文”就需要重新构建一种阅读观，以及由这种阅读观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阅读知识。那么，怎么重构关于这类“科学作品”的阅读观呢？
首先，我们不能再用“说明文”这个概念，而是代之以“科学作品”，因为“说明顺序、说明文结构和说明方法”之类的无效知识，已经对我们阅读和写作科学作品起到了负面作用。科学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两类：原创性科学报告（包括科学论文），还有就是科普作品。《一次大型泥石流》是我们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说明文”传统名篇，我不清楚现在的高中语文教科书是否还保留着它。其实此文不是科普作品，而是一篇科学考察报告，是记叙性的作品，是对一个发生过的事实的“忠实”记录。可惜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都把它归入到属于科普作品类的“说明文”这个错误的概念里面，没有把它们加以区别。
其次，有语文教学研究专家认为，科学作品可以细分为三类：纯科学作品、准科学作品和泛科学作品⑤。纯科学作品就是描述自然科学的，是描述人们通过研究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或原理，《一次大型泥石流》就是这类作品。泛科学作品就是指社会科学类作品，这些学科在理论上主要追求逻辑自恰，作品在确定性和严密性上无法与自然科学作品比肩，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中的《桥之美》和《说“屏”》，两文都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认可的美学观点。泛科学作品主要就是指科普作品，我们以前和现在的语文课本中的作品大多是这类作品。
为语文课中的科学作品教学提供正确的知识和方法已经十分紧迫。因为我们当今的大学生不会写科学报告和科学论文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严峻的普遍现状。另外，根据专家研究，在我国当代科普领域，科普文章的文字要么甚至朴素到连语句都不通顺的情况普遍出现，要么就是辞藻的堆积得忘记了文章要叙述什么⑥。科学文明的承传主要是通过语言文本来延续，如果连叙述清楚明白都做不到，那么承传将成为一句空话。这正是我们语文教学中阅读科学作品时要做好的工作。
虽然，“科学作品”的阅读，不仅仅是语文课上才有，但要使语言明白晓畅，即会读又会写，则是我们语文的主要责任。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里，我们不但要有科普作品，我们更应该有科学论文和科学报告类的纯科学文本引入，同时把“说明文”之类的无用知识赶出语文教学的阵地，真正让科学得以张扬，也只有这样，科学和人文才得以一起张扬。
①李海林《论语文教材的“语文性”问题》，《教师之友》，2005．1
②王荣生《两个课例评议》，《语文学习》，2004．4
③董水龙《说明文――一种并不存在的文体》，《语文教学之友》，2005．5
④徐江《语文问题说――三续“另一种声音”》，《语文学习》，2004．9
⑤余彤辉《也谈“创造性阅读”》，《中学语文教学》，2005．5
性科学论文 12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张宣传”[2]。
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3]。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
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
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 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 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4]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
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权威，这两者不一定是统一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现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的一些影响力滥用现象。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展开探讨。
二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组织认可是如何影响越轨行为的产生的。
根据默顿(R.K.Merto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们的行为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目标的手段时，目标和手段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或他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正统目标和手段都不感兴趣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失范，从而导致失范性紧张。为缓和这种紧张就有可能以越轨行为来释放它。默顿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越轨行为的一般模式的，但对于解释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意义。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受到教育而确立的正统目标就是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人们在谈到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时，往往直接上升到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把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当作科学家职业认可的主要内容，或者认为科学家职业认可的其它层次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应该包含以下层次：一是社会认可。科学家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社会群体，但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因而科学家个体也很难忽视其自身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会认可。二是组织认可，也就是实体性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种种奖励，包括社会性资源和其它精神荣誉以及对某些权利的享受等。社会性资源是个变化的概念，个体在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时直接属于社会性资源，有时就不属于。比如，在一个崇尚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也就属于社会性资源，而在今天，这种意义就比较少。三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看共同体成员是否扩展了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意义如何。
应该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组织认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科学奖励系统的内部分层，而随着实体性组织逐渐相对独立于科学共同体的同时，组织认可也就从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相对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我们能从越轨行为的方式中看到这种分化：比如把一篇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的做法，就是一种试图在不增加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组织认可的行为。这就说明了组织认可的存在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确有不同于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具体来说这种分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认可的依据不同。科学共同体认可依据的是科学家对新知识的扩展及这些知识的意义。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很难量化的。成果的真伪、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论文能否被发表和刊物的级别来准确判定。正如D.普赖斯所言：“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约翰·德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河下游森林中各种树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5]而组织认可的依据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和其它被组织目标所认可的工作成绩。组织认可的实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论文能被发表即表示了共同体的承认，而刊物的级别则标示了论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说明这个基本前提是很难成立的， 2.奖励方式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对某个科学家所扩展的新知识意义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表现为对该科学家的赞许和饮佩。这种评价不一定以科学家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对在世的科学家来说，则又表现为对他们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而组织认可只能对在世的科学家而言，除了满足组织成员的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而外，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性资源以及某些精神荣誉和权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国，科学家所的数量和质量与职称评定相联系，而职称又与住房、工资等等权利相联系，而这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追求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包括：追求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正统手段；追求其它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工作成绩的正统手段。这些手段的正统与否要看它们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前者一直被视为获取组织认可最主要的正统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些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扩大。据统计，牛顿时代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没有超过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尽管科学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扩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科学的童年时 表现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间尽管杰出科学家人数不断增加，但多产科学家在杰出科学家总数中的比例还是呈下降态势。这正说明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激烈。如图：[7]
类别＼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
杰出科学家总数48103396682
多产科学家人数13134281
多产科学家所占比例27%13%11%11%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认可的存在增加了职业认可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采取越轨行为以获取正统目标的引力。这是因为：1.在组织范围内满足尊重需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直接性，中国人是十分爱面子的，因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有意义；2.科学家对于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主要是从组织认可中得到的，从而才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正统手段的获得却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紧张，这种紧张在个人自控力不足和内外控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和增多。越轨行为在科学职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越轨行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话，那么职业的组织认可的存在就使这种追求增加了“利”的诱惑。特别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以解雇为手段向科研人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创造工作成绩仍然是世界各国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国家还在实行改革以打破科学研究中原有的“铁饭碗”，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正统目标的重要性。质言之，就是增加了获得组织认可的必要性，人们必须得到组织认可，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现实在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大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动力。
越轨行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关，其一是失范性紧张的程度，其二是个人自控力的水平，即个人道德水平与职业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内外控制机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组织认可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奖励依据是不同的，这种依据的不统一就会导致如一稿多投、把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等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从而试图在相同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程度下获取更多的组织认可。另一种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是在自己没有参予的论文上署名，以骗取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存在双方面的动机：论文的作者往往因为地位较低需要地位较高者的签名以提高自己论文的受重视度；签名者往往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两方面往往是分不开的，至少都在客观上骗取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性紧张程度过高和个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时就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比如，剽窃他人成果。这其中如果是剽窃他人已经发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论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因而我 再如，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这被默顿认为是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毁坏研究作风，更能直接危害科学研究的目标——扩展新知识。
三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组织权威影响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一旦形成了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就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相应的权威，一个科学组织内，人员的安排、组织的分工和集团认可的实施、计划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权威用其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来控制。
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一般指的是学术权威；但具体到一个实体性科学组织中还存在有行政权威或称行政领导，这种权威有时是学术权威，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他们都能对科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轨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比如，不依科学活动的特殊规律而从长官意志出发来决定组织计划，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对一项成果进行评定时，组织权威可能对这种评定产生“行政干扰”，这种干扰是被“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专门指出应该避免的。[8]有时这种越轨行为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权力滥用。比如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压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戴维(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当时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声渐隆，从而引起戴维的妒忌，当1824年皇家学会为法拉第加入该会进行投票时，据说只有戴维一人反对。再比如在国外比较普遍的组织权威在其成员的论文上署名现象，等等。在中国各种类似的行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我国对于不良行为的揭发者却没有给以应该给予的公正对待，对所揭发的问题经常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揭发文章常被禁止发表，以致完全剥夺了对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9]这其中又表现了另一方面的权力滥用，对本组织的丑恶现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盖子”，这也显然违背了科学活动中的被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科学必须和一定的组织相联系，而在任何组织中又都不可能没有组织权威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两难问题。美国学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实体性组织中对科学自主性进行保护的困难说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须选择这样的人� ”[10]也就是要把组织权威内行化，尽可能避免行政权威不懂学术的情况，以此保护科学活动在组织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实是，只要存在有实体性的组织，那么组织中就会有层次划分，其上层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有权力滥用的可能，正如“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评价中的影响力滥用所呼吁的：（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时）“这些高度专业的问题只有依靠科学本身，依靠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判断。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11]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绕开组织内权威影响力来尽可能保证科学活动中的自主与民主，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行评议中的种种越轨行为正是适应这种民主法则而产生的，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显然，只有科学活动中的一少部分问题才能被付予同行评议，其它的多数还是要在组织内部解决。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权威的倾向。那么，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就真的无法根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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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对新知识的扩展，但能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科学家的士气，并进而会扭曲到科学家的价值观念，破坏研究作风。而开放民主的组织氛围，和谐高效的组织运行将会使组织内耗减少到最低，激活成员的创新能力。正如钱三强院士所指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条件也很重要，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精神的条件更会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组织行为的越轨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
[2]“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邹承鲁，《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
[3]《科学家》，1985年第一期。
[4]《科学的社会功能》，（英）J.D.贝尔纳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
[6][7]《科学能力学》，赵红州，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81。
[8][9][11]“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王绶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导报》1996年第九期。
[10]《科学与社会秩序》，（美）巴伯，三联书店，1991年。
[12][14]“解放思想，发扬创新精神”，钱三强，《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四期。
性科学论文 13
一、科学值得大家关心
1978年初，我上大学前不久，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年后时过境迁，从海外回来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但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
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比如，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日本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或认为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从精神层面来说，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所以科学与技术，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基础研究，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它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因为它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美国科学家的比喻：面包与面包屑
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有几句话非常刺激。他说：“我时常被问及，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 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我们国家（美国）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 ”
今天，有志气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满足于面包屑，即使现代面包屑的名目繁多如“新浪”、面值高昂如“百度”、非常有用如高铁、宏伟壮观如鸟巢……
科学硬实力是现代大国强盛的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大国的强盛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人口6千万，面积24万平方公里，小于四川省面积，但曾占有全世界1／4的土地。原因之一，是此前几百年，就有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有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使得英国科学曾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再看现代新产业生物技术在美国如何诞生，这与我1980年代就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有关。1973年，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生物化学家Herb 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StanleyCohen合作，发明了“重组DNA”技术，不仅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获得广泛应用。1980年，他们获专利，该专利成为世界上获利最多的生物医学专利。1976年，40岁的生物化学家Boyer与29岁的风险投资家Swanson商谈几小时后，决定在旧金山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而后，以教授为首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地区建立，这些教授在产业、创新上领航发力，奠定了一个新的现代产业。
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影响了多个行业，如医疗诊断、农牧业，也改造了制药行业，20个销售量最大的药物中，8个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药，而非传统药物。
所以，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
健康、生存条件的改善离不开科研
我们固然要发展服务、金融、娱乐业，但是，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和生活质量问题，人口剧增带来的能源、资源问题，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
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像肝炎，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而中国高发有近亿患者，因为无法依赖进口，我们迄今仍缺乏有效的肝炎治疗药；国人主要食物之一大豆80％依赖进口，而美国农作物生产过剩，如果美国人为我们提供廉价水稻来垄断全球粮食，我们是否有对策？因此，能否保证中国食品安全，也必需依赖科学技术。
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有需求，我们中国科学界能应接这样的挑战吗？
二、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但对现状很担忧。一般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但不争的事实是——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在科学基础薄弱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中国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其中部分参与产业，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同时微调某些工艺作为创新。
所以，孙中山先生“同志仍需努力”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
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
人均GDP为世界第一的瑞士，国家很小，却重视科学，有21位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领域，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10强，大药厂Novartis（诺华）年销售500亿美元，年利润100多亿美元，而年研发经费是8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
最近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量是世界第二。英国《自然》杂志为了赚钱，近年出版《Nature Communiacation》，《细胞》出版社出版《Cell Reports》，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它们不代表中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
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辅助工作”
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应用方面的高峰，1960年代有“两弹一星”，1970年代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治疗白血病，都优于现在的水平。
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部分实验室，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有些单位买断国外某种仪器。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问题就越大。数量提高以后质量提高，其间有个过渡，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中，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人类健康，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的初级阶段，走向自主创新，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中国科学、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
三、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
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人才，过去几十年大量培养；经费，近年大量增加；体制则亟需改革。
1949年至今，科研体制在不断变化。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由于历史原因，某阶段内有过设计，但总体并未完整规划。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开始，那时除数学外，大学科研不够系统、不成规模。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中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针对某项国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到1970年代，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不过那时没有机遇。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0年代后，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特别是1997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和1998年的高校建“985'’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
延迟了7年的科技改革讨论重启
2005年有一批刊物、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20周年并讨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因为鲁白、邹承鲁和我于2004年11月在《自然》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上版的文章被撤下。而近年很不一样，国家希望推动改革科技体制。施一公和我于2010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几天之内国家领导批示六个主要部委，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因此，延迟了7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有望有较大推进。
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我相信，在四个层面——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理性地讨论和设计，逐渐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我相信会有成果。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性科学论文 14
一、文化本质范畴的厘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但由于没有构建系统的文化理论，而为后世研究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挖掘和梳理留下了诸多争议的空间。近年来，在不断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发掘和全面系统地构建唯物史观的需要的推动下，国内许多学者都着手进行了唯物史观中文化理论的研究。构建文化理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本质一直是学术界莫衷一是、难达共识的研究范畴。从唯物史观的文化思想出发，目前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和成果，是人不断自我超越的本质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一文化本质的界定粗看是符合唯物史观对文化的规定的。然而，“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界定将物质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物质实践）的过程、结果和精神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精神实践）的过程、结果都包含在文化范畴内了。这一文化本质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在哪里？具体来说，就是在定义文化本质的时候，它的范畴怎样界定。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文化划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个范畴。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①。按照这一划分逻辑，“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涵盖了人们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中所获得的所有成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诚然，在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划分的时候，存在着一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边界模糊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一个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视作单纯的物质活动的成果或精神活动的成果。
例如，我们熟知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等。仔细考量，每一样文化遗产，都既是人类物质实践的高级成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境界。同样，我们所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手工技艺、民间医药等等，这些所谓的“非物质”的文化成果，真的是脱离物质的外壳就能够纯精神地存在和进行传播的吗？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我们不妨借马克思对商品的解构厘清一下思路：商品的二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也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件商品中的，商品为之商品，二因素缺一不可。然而，商品的二因素并不能因为互相不能离开对�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一样，并不能因为它同时包含了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把二者看作是一个东西，用所谓的“文化”概述之。马克思曾明确地表述过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意识是不能离开物质中介而单独存在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②。反过来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每一样人类物质实践创造的物质成果都是不能离开它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而独立存在的。否则，人类的物质实践就不是对象性的活动，更无法与动物的生存活动有本质区别了。动物通过自己的本能，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获取生存资料，从而完成自身和种群的延续。然而，最蹩脚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劳动的结果在劳动之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③。也正是因为这种在观念上的高明，使得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断地实现着对客观自然界和主体自身的双重改造。“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④。
生产同一件产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体现出来的生产资料、劳动者素质、生产效率、工艺、管理水平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重复的物质生产活动仅仅包含了过去的文化成果，而物质劳动只有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成果，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不同经济时代有不同的生产形式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表现，也是文化不断进步的体现。实践不仅在唯物史观的阐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文化本质范畴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阐述和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实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时泛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总和，例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这里的“实践”包括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而实践有时仅指物质实践，例如，“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⑥，这里是将“实践”作狭义的理解，仅指物质实践。“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提法包含了“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双重对象化，然而，如果将物质实践连同精神实践一并纳入到文化本质范畴，无疑会导致文化的外延过大，难以凸显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质。黑格尔揭示过文化的本质内容：“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论述到：“劳动生产了智慧”⑧。“劳动”即指物质实践活动，而“智慧”则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的类活动分为两种：“实践上”和“理论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不 可见，尽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边界模糊，我们在界定文化本质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区分，否则，文化本质的界定就不是唯物史观对于文化本质的界定，文化观就不能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相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问题的解答是，文化仅指精神实践活动和精神实践成果。其次，文化本质所反映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关系问题。将文化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能凸显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关系。是物质实践占主导地位？还是精神实践占主导地位？抑或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诚然，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不能严格地加以区分。物质实践常常借助精神创造的成果从而发挥巨大潜能，而精神实践也需要物质实践作为载体，使自身流芳百世、发扬光大。然而，毕竟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各自具有截然相反的属性：前者具有物质的、有形的、重复性的特性；而后者具有精神的、无形的、创新性的特性。二者对于社会历史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多次出现将人的类活动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的表述，例如：“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
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⑩，等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马克思的语言习惯使然。我们深入挖掘文本，不难体察其中的深意：只有将人的类活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划分为物质实践的和精神实践的两个方面，才能既正确阐述唯物史观，肯定物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能给精神实践（即文化）赋予它应有的内涵和还原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应有的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第一性就是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第二性，亦即它对物质实践的依附。将感性的物质实践引入对人的本质、文化本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的理解和诠释中，从而将文化本质从纯粹精神活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物史观通过对物质实践的历史作用做出科学评定，从而扩展了对于文化本质的科学规定。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及对象化，其产生渊源、存在样态和发展趋势必然与物质实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一，文化是意识的产物，意识是物质实践的产物。人类的意识在物质实践中得以产生、发展和进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对于意识主体———人，意识的物质器官———人脑，意识的工具———手，以及意识的外壳———语言的决定性作用。“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輯訛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輰訛輥几乎在同时，意识的不断升级就产生了人类越来越复杂和先进的文化，“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輱輥訛这就是人如何在改变实践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包含了自然界的和人自身的双向对象化，双向对象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化。达尔文将生物的进化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不妨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概念来揭示文化的进化：人类社会所有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宗教、道德、哲学、法、科学技术、艺术等等都是人们在物质实践中产生的疑惑、获得的领悟、总结的经验、体尝的美感、诞生的意识，文化就是由这样的意识进化而产生的理论体系。
第二，物质实践为文化活动开辟对象。文化是人类试图把握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从而摆脱精神能力的禁锢和超越物质条件的束缚，并获得自由的活动。但是文化在进行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活动的对象必定在人类物质实践限定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文化活动依赖物质实践为其提供对象。文化所涉及的世界只能是属人的世界，即由物质实践所指向的世界，在实践基础上由自在世界转化而来的相对自由世界。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世界将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地由相对自由走向绝对自由。
第三，物质实践的需要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物质实践创造了一个多维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内容都可 然而，具体哪些内容可 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文化形态，例如哲学，它的理论、形态和发展主要是由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宗教、道德、法、自然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态，情形也是一样。
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变化、发展，有时甚至产生暂时性的倒退，都是取决于人类物质实践的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輲訛輥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揭示某一些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秘密：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文化如此兴盛，为人类留下许多不朽的建筑、雕塑？而直到资产阶级兴起之后，科学技术才得到长足的进步，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物质高速发展的时期？笔者认为，“文化即人化”的规定，不能准确反映唯物史观关于文化本质的观点；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作文化的本质，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物质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精神实践。物质实践活动及结果所具有的人类文化的印迹，并不能成为导致我们在理论上将物质实践纳入到文化范畴的理由。否则，文化本质范畴的外延过大有可能导致将唯物史观诠释为文化史观，进而导致文化决定论。因此，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所推动，并由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精神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是对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唯物史观为文化理论带来的创新，正是从对于文化本质的新规定开始的。
二、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在研究和发掘文化思想的时候，一定要从文化本质范畴出发来构筑系统的文化理论，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文化理论。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及过，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系统地构筑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思想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系统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是不系统、不完善和不科学的。而文化理论也正是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得以呈现的。首先，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黑格尔曾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他综合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并把文化的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遵循绝对精神自我批判而不断发展的。黑格尔将文化批判构筑在绝对精神的空中楼阁之上，尽管分析过程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是撇开劳动批判而对文化进行批判，是不能达到对社会的正确批判的。
马克思的文化批判则主要是通过文化异化理论得以证明的。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劳动批判上升到文化批判，再上升到社会全面批判。劳动异化有四个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在第一个规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是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相分离的历史前提。唯物史观认为，“劳动生产了智慧”。物质生产决定文化生产，物质生产主体也应该是文化生产主体。而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主体与文化生产的主体相分离。在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中，由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他们作为劳动主体，与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相分离，第二个规定因而也包含了文化异化的萌芽。劳动异化的第三个规定和第四个规定，是第二个规定的必然结果。人的类本质是人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也就是人在文化实践中与自己作为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特征相分离。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全面展开，也就是将人与自己的主体性相分离的这种状况扩展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占有的不平等之外，还必然包含了文化实践和文化占有的不平等。
文化创造过程由部分人掌控、文化成果由部分人享受，背离了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的本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然而仅仅这样是不能直接达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的，必须要经过文化批判这一中介，即工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直接导致文化生活的异化，从而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结论。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必要环节，缺少文化批判就缺少了精神批判的中介，缺少文化批判的社会批判在逻辑上和现实性上都是欠缺的。其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近代世界历史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前提条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化所直接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铺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分工演变为世界分工，交往扩大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展为世界市场都是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而这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历史必然———世界文化。唯物史观包含了丰富的世界文化理论以及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理论。世界文化总体说来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的结果，是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社会现象。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包含如下内容：第一，“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曾在著作中充分肯定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意义，认为不同民族由于地域、传统、习俗等等的不同而创造的文化都具有独创性，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三个从属于”的文化秉性。“三个从属于”思想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各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世界文化的格局。因此，发展中民族国家要想在世界文化中拥有话语权，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只有在牢固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世界文化尽管是对以往未开化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消解，但它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新兴的世界文化，在本质上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第三，“在中国这块活化石上”的文化信息。马克思曾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峻地批判过中国封建文化，并以“活化石”作比喻。他从世界历史的眼光出发，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民族国家被迫打开国门，参与世界经济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客观上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再次，文化价值理想与文化发展趋势。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价值理想有如下的规定性：第一，人的需要。
性科学论文 15
在当今科技全球化时代，我们关心国际科技的进展，国际也随时注视着我国科技的动向。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同我国科技进展相关的两项指标在国外引起注意，最先是《自然》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研发强度超越欧洲”，随后美国两年一度的《科学与工程学指标――2014》报告在“学术性科学与工程学研究的产出”一节中重点指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论文创作在全球的份额下降，中国的份额在迅速上升”。
由于两文的数据分别来自位于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的“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该组织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密切相关）这样的权威机构，因此引起国际上有关专家的关注，认为这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时刻感受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对国家繁荣和强盛所带来的影响并备受鼓舞，同时也思考着怎样才能促进我国科技事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和进步。
提高科研质量水平
2012年我国研发强度达1.98%，从而高于欧盟各国平均研发强度1.96%，引起《自然》杂志关注。但欧盟中瑞典、德、法、荷、瑞士的研发强度介于2.04%～3.37%之间，仅英国为1.77%，这些是欧盟中的科技强国。2011年美国是2.85%，日本为3.39%。
研发强度代表国家推动科技的优先程度。上世纪后半期起，各发达国家强调科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美国1953年为1.4%，1964年就接近2.9%，近年2.7%～2.9%。我国1991～2001年研发强度由0.6%逐步增至0.95%，2002年突破1%，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1.98%。
我国1991年研发经费是150.8亿元，2011年研发经费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是欧洲的2/3，应该说已具有相当的实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要同这些科技强国在科研水平上平起平坐还有待 时日。
另一个指标是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已在欧盟、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如把欧盟各国分别计算，SCI数据库2012年收录的我国论文为19.01万篇，居世界第2位，是美国论文数的43.6%。比较2000年SCI论文30499篇，我国这十多年的提高理所当然地为国际瞩目。
但论文仅是研发产出的指标之一，且论文创作不是数数量（包括SCI论文数量），主要看论文的质量。论文的科学价值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质量评价的根本要素。
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3）》，我国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篇。这反映了我国科学论文同国际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总体影响力还有待大大提高。又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资料，我国各学科内高于被引次数世界均值的论文占我国际论文的1/4左右。每篇均被引次数17.21～11.35间的有瑞士、荷、美、英、加、德、法、澳、意等国，西、日在国际平均值附近 波动。
按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估计，还得用8～10年时间才能使我国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达到世界均值强国的水准，走得更前还要更长时间。我们希望前进步伐更快，面临的挑战是提高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而归根结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一百多年来先辈们为在我国发展科学开始了坚苦卓绝的努力，194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规模。早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给予的重视不够，担心理论脱离实际，强调“以任务带学科”。
理所当然，当国家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有某种需求时，科技人员义不容辞要首先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但说到底，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基础研究也是国家的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具有关键作用，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有的科学家说，一定规模的基础研究在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经费快速增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国研发总投入1991年为150.8亿元，到2012年已达10298.4亿元，这确是很了不起的快速增长。研发强度上世纪90年代在0.6%～0.7%左右波动，1997～1999年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5%～5.7%；研发强度在2000年达1%，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一路增长至2012年的1.98%超过欧盟，而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却在2004年一度达到6%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7%～4.8%间徘徊成为历史的新低。
研发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比例的安排是科技工作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综合平衡，并考虑本国国情以及国际间的借鉴。研发投入中的基础研究占比，美国1979～1999年期间14.1%～15.9%，2009～2011年19%；2011年法国25.3%，英国10.8%，日本12.3%。
据维基百科资料，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成熟，逐渐摆脱对外国研究的依赖，1986年开始研发强度高于美国，1989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13%。
我国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比例显然远远低于科技强国，数十年来长期如此，不能不考虑这种状况对我国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强调加强基础研究。
加强应用研究 注重企业研发
我国研发经费来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政府财政，另一块是企业。从历史上看，1997年我国企业的研发开支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42.9%，由此估计当时企业投入占全国总投入的比例大致同此数值接近，而政府财政的投入约占60%。2007年起企业投入占全国投入70%以上直至2011年的73.9%，而同时期政府财政占比降至25%以下直至2011年的21.7%。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和研发规模上均称得上表现不俗，这在总趋势上是好的，说明我国研发工作主体已具有市场导向特色。
但我国的研发工作结构却出现了两个新问题。据《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研发活动中试验发展占83.9%，应用研究占11.3%，基础研究占4.8%。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占比显著偏低，总和只占16%，大大低于2000～2005年期间的22%～23%。因此，需要提出加强应用研究，这是第一个问题。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的试验发展部分，自2005年以来超过90%，近年来基本保持97%～98%，基础研究只占0.1%，应用研究占2.2%～2.9%。企业应用研究占比低到如此地步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这是第二个问题。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近年来对研发的投入大增显然同政府确立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政策有关，这是很好的现象，是科技发展的正能量，而正是这一部分活动同经济的� 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讲话或文件不时指出“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语焉不详，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仅占2%～3%，我国全国研发活动中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总和已低达16%～17%，这对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创新，是一种最好的研发结构吗？全国研发人员（2011年）中，试验发展人员占81.1%，应用研究人员占12.2%，基础研究人员占6.7%。全国科技人员80%以上从事试验发展工作，因此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是增加经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和培育人才 队伍。
对研发活动分类指导、管理和评价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是三类性质不同的研发工作，是国际普遍采用的分类。我国有时强调分出应用基础研究一类，并逐渐归入基础研究而合称基础性研究；欧洲也有过类似的意见，将其称为“战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并归入应用研究，这种“战略”一词的用法常常受到质疑。
不同性质的研发工作，在管理方针和评价方法上应有所不同，有时由于混淆了其中的差别而引发了一些矛盾和争论，产生了不理想的导向。
对科技成果或研发成果的评价，在早年国内多是请几位专家开个成果鉴定会，并给出国内或国际某种水平的结论，这就是专家评议。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被称为同行评议的成果鉴定会，这是从基金项目的同行评议发展过来的，强调同行是保证评议人对项目或成果有更专门的学问从而确保评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早年美国科学基金会项目申请书的同行评议曾因外界的质疑（至少有过两回）而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结论认为同行评议有其不足，例如有时会忽视某些萌芽的创新思想，但同时指出没有比同行评议更好的方法。当今各国普遍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刊物审稿也许是最早采取这种评审方式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评价成果中开始关注SCI收录状况，随后又重视SCI引用状况甚至在SCI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某些其他定量评价指标。在使用SCI这一指标过程中，逐渐引发了不少争论。SCI这个外国指标有没有意义？SCI既可正面引用也可负面引用，SCI引用能说明什么？某某诺贝尔奖得主说他的文章就不投《自然》《科学》，更不知道什么SCI等等。据我所知，国外学者愿意把论文投向本专业的优秀刊物，对SCI并非一无所知。小同行洞察本领域的发展水平，评价某文章、某项目可以不用查问SCI；对于非同行来说，SCI以及期刊影响因子的使用是有适度帮助的。
对不同性质研发活动成果的评价，应该说评价标准的基本核心是一样的，就是看成果的“价值”，评价过程是“价值评议”或“同行价值评议”。要同行评议是因为非同行无法评判，甚至大同行都难胜任某一具体领域成果的评判。国内同行不够时就得借助国际同行，近年来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估已邀请国际专家来进行。“价值评议”就是看成果的价值、意义，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创新度及其意义的大小。
不同性质的研发活动在价值评判上有很不相同的取向，基础研究重视的是学术理论上的创新，其价值评议就是学术价值评议；应用研究重视的是研究所获原理在学术上的价值以及对既定目标的应用潜力，二者兼而有之或侧重其一；而发展工作重视的是其市场化前景。
基础研究和相当部分的应用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形式是论文，是供学术界分享从而检验和发展新的知识；试验发展成果是设计、流程，甚至原型和专利。研发成果性质的多样性决定了成果评价的方法不能是划一的，有应用前景的就要按应用价值来评估，要求试验发展写大量论文就简直是本末倒置了。对基础研究，论文就是必需的，但不是为论文而论文，研究工作追求的是新的发现和创新知识，不是看论文数量而是质量第一。我国目前大量的国际论文虽然水平高低不一，但其中一部分已处于国际前列，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及其对世界科技事业的 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