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资金论文【优秀16篇】》

货币银行学是高等学校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金融学最重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

货币金融学论文 1

(一)分组教学

第一次上课时，要求学生每6—8人自动分组，推选组长，每组布置一个专题，专题一般是当前金融热点话题，要求该组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行任务分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筛选资料、制作与修改PPT、PPT汇报等，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组长还要负责本组学生的考勤工作和该组各个学生完成任务情况的打分，教师和其他各组组长要对该组最终提交的成果进行考评打分，最后该组每个学生的打分就是三者的加权得分。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学生对当前金融热点话题的关注，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调研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学生进入企业奠定了良好的职业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

每次课前五至十分钟，让学生自愿到讲台上通过各种方式：新闻播报、板报、视频、PPT等解说近几天发生的金融大事、要事，并附以简要的评论；在金融机构体系和商业银行的讲述中，要求学生选择我市的某家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该金融机构的窗口设置、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相关章节内容，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上传给学生，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并通过提问等方式进行检测；让学生课后阅读金融方面的一些报告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等，并书写心得体会或读书笔记，等等，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金融意识，提高了学生对金融的关注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我们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运用得较多的方法，金融方面的案例非常多，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合理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加深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前对案例进行精心筛选，选择最适合的案例融合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中。比如在信用的讲授中，我们可以引入信用卡透支的案例，让学生知道信用的重要性，个人信用记录是我们的“经济身份证”;在利率的讲授中，可对我国贷款利率的放开进行解析，并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进行探讨。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金融理论，也使我们的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四)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一般用在教学活动开始前，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既可以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实例导入，可也通过已学内容回顾导入，还可运用多媒体提出问题导入等。例如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先引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某段材料，让学生思考一下在这段材料中运用了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调控的，有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引出接下来要讲的某种货币政策工具。问题导入式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新课的实施与开展。

二、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传递。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微信、飞信、QQ、电子信箱等各种沟通手段，实现课程相关资料的最大程度共享，及时答疑解惑，加强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时实现课后部分作业的电子化。四、改革课程考核� 如为了加大学生平时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可以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设定为各占一半，将平时考核贯穿于教学始终，这样就杜绝了某些学生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重视平时的学习。平时考评可以包括作业(习题、心得体会、读书笔记等)、课堂提问、课堂随机小测验、专题分组汇报、考勤、课前新闻解读、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内容构成中，为了体现层次，除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客观复述题外，还要出一些结合中国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实践问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的主观分析题。以上考评方法，我们在每学期开课的第一次课中即对学生阐明，既是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法的意义，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与授课教师的配合。

三、结束语

货币金融论文 2

关键词：汇率承诺；政府救助；货币投机；序贯博弈模型

一、引言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遭到重创。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投入政府救助资金，以防止国内银行业的破产，帮助国内金融体系和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人企业尽快度过难关。在中国最近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曾陷入不良资产清理的困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政府救助措施，如证券公司接管和政府直接注资等，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来实施的政府救助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汇率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投机者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攻击，而政府在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例如，提高利率会抑制投资，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俞乔［1］的实证研究，公众对当局在维持固定汇率体制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失业，需求不足，等等)之间选择的预期变化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心的危机，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因此，在控制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冲击的过程中，汇率政策是与政府救助机制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下载论文。

中国自2005年7月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后，无论是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都已实现大幅升值。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稳定汇率政策。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11月曾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基本的稳定”。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自2009年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人民币是为数不多的未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之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和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又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最新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呼吁中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报告指出，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更加重视把通胀作为关注目标，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实际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奥巴马最近也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

面对外部多方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若中国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策略，则显然违背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稳定汇率承诺；若中国继续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则要承受各种压力。然而，隐藏在这种进退两难的表象下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均衡策略。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对危机前的稳定汇率承诺的兑现，它可以有效稳定市场汇率预期，抵制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投机行为。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和货币危机刚刚得到初步平息，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货币投机行为。

本文在Mundaca［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承诺特征的序贯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均衡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承诺的作用机制，提出一种结合政府事前汇率承诺的政府救助机制，分析“自实现”的稳定汇率承诺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Holmstrom和Tirole［3］在关于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中，强调了政府提供救助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必要性，提出了内部流动性可以充分满足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要以国家政府或IMF为代表的LOLR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

Burnside等［4］研究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基金风险对政府相机救助决策的影响。其中，政府救助相机依赖于商业银行是否宣布破产。他们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所投资的外汇基金发生贬值时，政府保证偿付其损失，那么，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这是因为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了担保，当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资产发生贬值或预期发生贬值时，可以通过申请破产而获得政府救助保护。同时，政府的这种救助担保很容易诱发“信念自持”（self-fulfilling）现象。由于政府保证当商业银行宣布破产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形式的政府救助，这样，当银行预期到所持有的外汇基金将会贬值而申请破产时，如果政府立即向银行注入外汇救助，必然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使外汇贬值预期实际发生。显然，这是由于政府不恰当的救助行为所导致的。

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并假定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在此模型中，市场预期是事前（即经济冲击发生之前）形成的，政府保持或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选择是事后做出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很难影响市场预期。

本文在模型中将分析事前的汇率承诺对于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作用，并将具有事前救助承诺的救助机制与事后的救助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Mundaca［2］率先提出了一个序贯博弈分析框架，将政府救助和汇率作为内生的决策来考虑，并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作为模型局中人之一的企业被限定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进行投资的私人部门，这仅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国情，不适用于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的国情。

国内学者对政府救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监管声誉损失等。李剑［7］在Sachs［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博弈分析，讨论了危机发生后，由于IMF救援计划的内在缺陷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使得IMF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问题。巴曙松和陈华良［9］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地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监管威慑力，造成政府救助政策成本的提高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其他相关国内文献主要以国外经验的总结为主。

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缺陷。但是，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政府救助可与汇率政策相互配合。在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未出现将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章，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均衡政府救助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政府提供危机救助的同时，适当的汇率调整可以平衡道德风险问题。

三、序贯博弈模型与多重均衡的收敛

本文将对Mundaca［2］模型进行改进，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汇率政策特点的序贯博弈模型，并针对多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承诺对于优化政府救助路径、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意义。

首先，构造序贯博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的博弈树。其中，M和Q分别表示政府的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和放弃固定汇率；S和NS分别表示投机行为和无投机行为。

博弈局中人有3个：一是中国政府，将在阶段1保持固定汇率政策，并进行救助承诺或不承诺，同时承诺在金融危机刚发生时的阶段3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剧并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阶段4选择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二是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私人部门），它们将在阶段2决策投资水平；三是市场上的货币投机者在阶段2根据市场预期选择是否投机。对博弈树中各阶段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假设进行如下说明：

阶段1：自然产生关于货币投机行为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概率，所有的经济人获得该先验概率的信息。假设到达博弈的最后阶段，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该冲击分为两种：一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影响较小的有利冲击s2，其发生概率为1-π；二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较大的不利冲击s1，其发生概率为π。

政府在该阶段将公布对于私人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是否承诺救助，并且公布其承诺的汇率政策。对于汇率政策，政府在阶段1承诺将一直保持固定汇率，直到阶段4的经济冲击发生时再决策是否继续保持。该假设的依据是，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

阶段2：市场投机者先形成阶段4的汇率预期Ex，并根据汇率预期决定是否进行投机。因此，如果Ex＞，或Ex＜，则投机行为发生。其中，Ex表示预期汇率水平，表示固定汇率或长期均衡水平。

出口导向型的私人企业再向商业银行借入人民币进行生产投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得美元等外币收入，并用外币收入偿还贷款债务。私人企业根据预期投资净回报最大化原则决定投资水平。

令K表示私人企业投资水平，x（si）表示冲击si（i=1或2）发生时的汇率水平的自然对数，汇率以1元人民币所购买的美元数量计算（下同）。Ri（K）表示当阶段4中的冲击si发生时投资K的总回报，并且满足下面的假设条件：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R′1（K）＜0，R″1（K）＜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R′2（K）＞0，R″2（K）＜0。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私人企业借贷成本将提高，并且，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回收困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边际回报R′1（K）在短期内为负值，随着K的提高边际回报下降程度将恶化，即R″1＜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边际回报R′1（K）为正值，但边际回报递减。在这些假设下，当私人企业预测到阶段4不同的冲击所导致的不同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时，其净回报NR和期望净回报E（NR）分别表示如下：

NR=（1-（si））（x（si）/）Ri（K）（1）

E（NR）=π（1-（s1））（x（s1）/）R1（K）+（1-π）（1-（s2））（x（s2）/）R2（K）（2）

式（1）说明私人企业的净回报受到汇率水平和政府救助比例的影响；（x（si）/）Ri（K）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私人企业不利冲击发生时债务增加，而有利冲击发生时总回报保持不变；（si）表示阶段4的冲击si发生时政府救助的比例。当有利冲击发生时，政府无需实施救助。因此，0≤（s1）≤1，（s2）=0。若将标准化为1，则式（2）可以转化为式（3），得到私人企业在阶段2的支付函数。

E（NR）=π（1-（s1））（x（s1））R1（K）+（1-π）（x（s2））R2（K）（3）

阶段3：政府保持固定汇率体制，并抵制投机攻击。在该阶段，投机攻击已经形成，政府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M）和放弃固定汇率（Q）。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承诺在该阶段得到兑现，这就排除了放弃的选择。

政府在阶段3开始实行抑制投机攻击的措施，假设主要措施是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当阶段2形成的汇率预期与长期均衡汇率不一致时，调整利率可以有效减少投机攻击损失。但是，利率调整具有两面性，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国内投资成本而影响失业率，如提高利率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从而给政府带来基本面的损失。假定利率调整过程遵循式（4），利率变动对阶段3中非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为式（5），从而构造出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为式（6）。

r=g（Ex-）（4）

其中，g是正系数，而（Ex-）表示在阶段3和阶段4的投机攻击强度。

u3-=α2r（5）

其中，u3表示阶段3的实际失业率；表示自然失业率；α2为正参数。

V3（si，Ex，x（si），（si））=a1（u3-）2+E（V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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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货币经济学　分支　启示

1　导言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 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　“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 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　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　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4.1　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 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　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银行学论文 4

关键词：银行监管；监管理论；金融机构

Abstract: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ut it is also most likely to trigger a systemic risk sector. How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ector in the operation, economists and bankers agree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banking supervis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guard against and defuse financial risk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ector to run,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 70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introduced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banking supervision policies, systems and protocols, economists also the issue of banking supervision painstaking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and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Key words: banking supervision; regulatory theor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前言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引起中国的经济学家、金融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尤其是即将走过三年历程的中国银监会，在以勇气和智慧开启中国银行业监管新局面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制度框架的构建工作，其探索和创新更为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银行监管理论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加快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建设和总结，本期《理论前沿》周刊专门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介绍。

阎庆民博士曾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出版过《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研究》等多部专著。他认为：总体来看，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银行监管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银行监管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防止银行挤提，到后来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银行风险监管。发展到现在，银行监管问题已分化为并表监管、功能监管、跨境监管以及弹性监管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问题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领域(如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汇率理论、利率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一样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量理论性的观点、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类文献中，为阐述特定问题而出现。在此情况下，银行监管研究与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社会利益论、乔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论、佩茨曼价格决定模型、波斯纳管理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的管制辩证法理论等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银行监管问题研究，一些其他经济管制部门(如电信、铁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银行监管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经济学界的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银行业监管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正是根据上述研究方法，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原因进行了研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有的是从监管的原因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实际效果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机制出发，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金融市场失灵论、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等理论解释。阎庆民博士通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一文为我们阐释了这些代表性理论的精华所在。

潘文波博士来自银行监管一线，对中国银行监管工作探索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努力有着切实体会，他通过《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一文展示了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的有效尝试。

新春伊始，我们推出本组文章，希望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加入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国际视野与本土资源的双重优势，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理论探讨也能成为最前沿的金融学术研究。 (姜欣欣)

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是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强调指出，银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长期信贷组合转变为短期的存款组合，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此，各国政府对银行监管给予高度重视。但对于为什么要进行银行监管，监管的效果是怎样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

一、金融市场失灵理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管制”的解释为：管制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经济学家将经济管制理论应用于金融监管，认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对银行强有力的监管能够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使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理论被称为公共利益理论，或者称为官方监管观点，其政策含义是，私人部门一般缺少相应的信息、动力和能力去监控企业和银行机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银行进行监管。

(一)市场失灵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现象是金融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寻找贷款最积极，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贷款的人。例如，风险企业或诈骗者往往最积极地寻求得到贷款。逆向选择使得贷款可能招致信贷风险，贷款者可能决定不发放任何贷款，即使市场上有信贷风险很小的选择。道德风险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指的是：借款者可能从事从贷款者的观点来看不希望其从事的风险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很可能使这些贷款不能归还。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别人的钱，借款者可能将原本用于生产的贷款投资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以获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风险降低了贷款归还的可能性，贷款者可能决定宁愿不做贷款。

(二)银行危机的外部性

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也是需要政府监管银行一个重要原因。外部效应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人们关注但又不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广泛倒闭，产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广大储户不可能清楚金融机构的经营是否稳健，因此，一旦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发生怀疑，就会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或者倒闭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而导致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众蒙受巨大损失，并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财务的高杠杆特性，也使得这种外部效应更为明显。

(三)法律的不完备性

货币银行学论文 5

关键词：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货币政策；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2-0063-05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数据，截至2015年12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了139万亿元以上，位居世界第一位。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长与信贷的快速扩张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不断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信贷快速扩张的作用。自2003年至今，民间借贷活动日益频繁，同时银行理财产品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快速增长，影子银行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所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规模的社会资金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实现资源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银行体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导致了央行货币政策在调控过程中受到掣肘。因此，针对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影子银行的概念

影子银行的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eoffey Ingham在其著作《货币的未来》中提出，但是与现在影子银行的概念并不一样。Ingham（2002）认为影子银行主要指地下外汇交易[1]。现代公认的影子银行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 McCulley在2007的美联储年度研讨会上提出， 迄今为止，对于影子银行这一概念界定最全面的是由美国金融稳定委员会（2011）提出：从广义上来讲，影子银行体系指的是存在于传统银行之外的实体及实体的活动所组成的信用体系；从狭义上来说，影子银行体系指的是金融系统中那些具有系统性风险隐患和监管套利隐患的实体及其活动[3]。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子银行的范围，使得影子银行不仅仅指金融机构，还包括可以替代传统银行业务的部门或金融工具。2014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Bernanke（2014）提出，影子银行指的是能够执行银行信用功能，但是没有得到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4]。

对于我国来讲，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完善，金融创新较为落后，我国影子银行的范围与特征同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具有很大的差别。易宪容（2009）最早提出影子银行体系指的是金融创新所产生的融资工具，这些融资工具可以将银行资产证券化后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信贷资金，从而使得信贷资金起到了扩张的效果[5]。此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与成都分行调查统计处联合课题组（2012）将中国的影子银行定义为从事金融中介活动，具有与传统银行类似的信用、期限或流动性转换功能，但未受巴塞尔Ⅲ或等同程度监管的实体或准实体[6]。

（二）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在有关于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中，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都以欧美发达国家影子银行为背景进行分析。Sheng（2011）首次在货币供应量的构成方面提出了新颖的看法， Verona et al.（2011）将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DSGE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存在对央行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认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原因是货币当局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8]。周莉萍（2011）认为影子银行的产生提高了现有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因此导致了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狭义货币乘数论不再适用，也就导致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果的弱化[9]。李波 等（2011）认为，由于银子银行体系存在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在货币政策调控中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影，进而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产生影响，使得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更加难以判断与控制[10]。王博 等（2013）认为影子银行具有一定规模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其能力受权益留存率的影响[11]。

随着影子银行规模在国内的不断扩大，学术界对影子银行的概念、类别以及影子银行发展对经济影响的研究日益深� 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在理论模型方面通过比较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货币乘数与影子银行信用创造的货币乘数的大小，来确定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本文增加了能够作为测量货币政策有效程度的中介目标作为变量，同时重新定义了影子银行规模的变量。

三、理论模型

一般来说，信用创造指的是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吸收存款与发放贷款的循环方式，从而增加银行资金来源，进一步扩大社会货币供应量。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类似，影子银行业具有信用创造过程。下面通过两个简化模型来探求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模型

假设：1.金融体系中只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2.商业银行需要提取法定准备金，法定准备率为α（0

客户初始持有货币量为B。客户将B的资金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将Bα提取作为法定准备金，将B（1-α）作为贷款放出。此笔新生贷款仍然流入商业银行，变成商业银行新增存款，开始新一轮的信用创造。以此类推，表1为商业银行信用创作过程。

由于0

（二）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模型

影子银行通过吸收资金流入进行信用创造的过程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该影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吸收资金流入，从而减少资金流入传统商业银行，减少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部分是影子银行吸收资金流入后，自身进行信用创造，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两部分之差，就是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下面，通过一个简化模型来具体分析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

假设：1.金融体系中只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2. 商业银行需要提取法定准备金，法定准备率为α（0

客户初始持有货币量为B。客户将B（1-γ）的资金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将Bα（1-γ）提取作为法定准备金，将B（1-α）（1-γ）作为贷款放出。客户将Bγ的资金存入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将Bγβ提取作为准备金，将Bγ（1-β）作为贷款放出。经过一轮信用创造，总共新生贷款为B（1-α）（1-γ）+Bγ（1-β），此笔新生贷款仍然按照比例分流到商业银行存款与影子银行存款，开始新一轮的信用创造。以此类推，表2为影子银行信用创作过程。

由于影子银行游离于传统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监管尚不健全，这样也就导致了传统银行的准备金制度无法对影子银行进行限制，进而导致了影子银行预留的准备金率远远低于传统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也就是β

由于A=（1-α）（1-γ）+γ（1-β），可得A=1-[α（1-γ）+γβ]，由于0

通过等比数列求和公式可以得出，最终全社会的资金总量为■，因此，可

（三）货币乘数的比较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产生的货币乘数K1=■，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产生的货币乘数K2=■。γ为影子银行分流存款占客户持有的总资金量的比例，必然存在0

最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影子银行参与信用创造后，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因此，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近年来，银信理财产品规模不断扩大，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银信理财产品 所谓银信理财产品，指的就是银行通过信托公司将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转化为能够向客户出售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则可以通过发行银信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到的资金通过信托方式专项用于替换商业银行的存量贷款或向企业发放贷款。同时，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稳定物价水平。因此，为了研究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采用银信理财产品的月度环比增长率（RX）、狭义货币供应量（RM1）、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月度环比增长率（RM2）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月度增长率（RCPI）进行回归分析，以观察银信理财产品规模对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的影响。

（二）数据描述与稳定性研究

本文采取的数据是2013年10月到2015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主要数据指标如下：

RX：银信理财产品规模月度环比增长率，为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托业协会。

RM1：狭义货币供应量（狭义货币供应量由活期存款和流通于银行之外的现钞构成）的月度环比增长率，樵露仁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RM2：广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是狭义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之和）的月度环比增长率，为月度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R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月度环比增长率，为月度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针对以上数据，本文对数据进行ADF检验。经过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下，RCPI，RM1，RM2，RX的原始值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也就是都是平稳的。如表3所示。

对于上述数据运用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滞后阶数为一阶。对RX，RM1，RM2，RCPI建立VAR（1）模型。进一步检验模型平稳性可得出，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模型是平稳的。

（三）模型结果分析

银信理财产品规模对M1，M2的脉冲响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初始时刻给予银信理财产品单位正向冲击，M1与M2均表现为正效应，说明银信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导致了M1与M2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符合本文之前的推测。此后，在第二期出现负效应，并在之后围绕零轴上下波动，说明银信理财产品的规模与M1，M2货币供应量之间关系并不确定，这是由于我国银信理财产品规模较小，同时没有脱离传统商业银行，因此导致银信理财产品的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不大。

银信理财产品规模对CPI的脉冲响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初始时刻给予银信理财产品单位正向冲击，CPI表现为正效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此后冲击效应减弱，并在第三期出现负效应，之后围绕零轴上下波动。因此，可以看出，银信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会导致CPI的上升，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加剧。

五、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影子银行信用创造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对稳定物价的影响：影子银行参与信用创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政府原本设计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削弱了政府货币政策的效果。

（2）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影子银行参与信用创造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超过了政府原本设计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导致利率的下降。由于利率下降，从而导致了资本的流出，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影响，削弱政府货币政策的效果。

针对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1. 加强与影子银行相关的学术研究与数据统计。由于在次贷危机之后，影子银行才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影子银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运行机制以及相关的数据信息具有隐蔽性。要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首先就应当加深对影子银行运行机制等相关内容的学术研究，以及丰富影子银行相关数据的统计。

2. 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一是将影子银行纳入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金融机构范围内，这样一方面央行可以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能发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作用，降低影子银行由于不需缴纳法定准备金所导致的高杠杆率。但这样的政策势必会抑制金融创新。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与传统商业银行最显著的优势就是不需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强行将影子银行纳入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范围内，会导致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竞争力^低，从而抑制影子银行的发展。二是建立相关的影子银行监管体系，也就是建立能够针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的机构以及法律法规，这样就可以达到在监管影子银行的同时，保持影子银行相对于传统商业银行的独立与竞争力的作用。但这样的政策则会导致监管成本的增加，以及由于中央银行与影子银行监管体系监管口径不一所导致的监管盲区或双重监管。

3. 中央银行应当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在金融创新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央银行应当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将调控目标着眼于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针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方式进行创新。只有不断地增加调控的多样性以及针对性，才能不断面对影子银行带来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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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论文 6

关键词：货币；流动性；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0－0015－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04

一、货币内生性与外生性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度才使得流动性过剩，导致过多的流动性追逐定量商品推动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并不适用。据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统计显示，1978―2002年，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口径(M0、M1、M2)分别存在6.06%、4.15%、8.59%的超额货币供应，尤其是1997年以后，在M1、M2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年均增长率接近20%，然而这部分超额货币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在1998―2002年间出现了通货紧缩[1]。在我国出现的这种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完全背离了主流货币理论的经典公式，“超额货币”似乎不知所处的现象，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之谜”[2]。

（一）货币外生性

所谓货币外生性就是指货币供给作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其对经济运行和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通过凯恩斯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实现[3]。在现代经济学中，主流货币理论主要是指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二者虽然相互对立，但却在基本理论假设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主张货币外生性假设。中央银行只要确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合理货币需求量，然后供给适量货币，货币供需就能实现均衡。因此当货币失衡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政策手段的实施加以矫正。

根据主流外生货币供给理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受制度、偏好等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与价格的变动加以反映，从数量上看，一国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应该等于价格水平上涨率与产出增长率之和，即等于物价CPI上涨率与国民收入GDP增长率。由于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过多必然推动物价上升，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却长期存在着超额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反常关系。因此，基于货币供给外生性假定的现代主流货币理论似乎难以解释我国出现的“货币迷失”和“流动性过剩”这两种货币现象。但货币内生性却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二）货币内生性

所谓货币内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因此，货币供给量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只能是相对的[4]。较早提出货币内生性的是，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的《货币体系之运转报告》：“对经济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试图控制货币的努力会促使经济主体用其他流动性的资产来代替货币，以至于货币政策无法实施，只有对经济中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托宾认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在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取决于持有该种资产的成本和收益。货币供给受到货币需求以及公众资产组合的优势等因素制约，因而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共同决定了货币供给[5]。格利和肖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并且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温特劳布、卡多、拉沃伊、莫尔、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陆续提出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他们有的认为货币供给与实际产出水平以及就业有直接关系，而与物价水平只存在间接关� 内生性货币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重新诠释了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

二、货币供给与流动性过剩

2010年，我国官方开始适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站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角度，随着金融创新和发展，履行货币职能的金融资产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业统计范畴已经不能涵盖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和变化，货币供应量指标与产出和物价变动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弱。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等货币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新型融资方式、渠道的诞生大大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因此，货币供给“过剩”，主因不是由供给方决定，而是由需求方决定。

（一）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执行交易媒介职能的货币占比逐年下降，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成为主体，这种货币结构导致货币供求均衡的主导力量由供给转向需求方面，而在需求结构中居民又占绝对主体[6]。从中央银行角度看，这种超额货币供给具有很大的被动性，由于其转化为其他金融资产形式，所以并未对物价造成压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伍志文（2003）通过对货币形态的扩展，认为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的集聚是导致我国货币超额供应，进而出现“中国之谜”的重要原因[7]；王一萱、屈文洲(2005)认为，我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存在信贷资金套利的行为，大量货币通过灰色渠道流入股票市场的可能性是产生“迷失”货币的重要原因[8]；易纲和王召（2002）基于所建立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认为在股市存在时，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完全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会有相当一部分在股票市场上溢出，而我国股市的投机性质所带来的价格“超调”现象加剧了这一不对称性，即使考虑股票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产量扩张，货币供给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到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上来，因此股市溢出和超调是我国货币“迷失”的重要途径[9]。张杰（2006）则认为，中国的高货币化和货币“迷失”现象具有深刻的政府行为内涵，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运转进行了过多干涉，提供了大量显性补贴和隐性担保，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将高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水平，由此出现在货币数量论框架下的货币“迷失”[10]。审计署的2010年审计公告中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约10万亿元，占2010年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的20.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存在大量的银行外其他信用融资，不但数额较大，而且隐蔽性强，难以统计。地方政府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具有软约束性，容易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主流货币理论主张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扩张的倍数。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原因在于中央银行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提现率则主要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中央银行不能随意控制。2011上半年，央行连续六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理论上货币乘数相应下降，但实际结果确是货币乘数仍在不断扩大，看起来是信贷投放逐步受到限制，但存款增长率出现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表现为企业存款大幅下降，直接转向投资或经营领域，居民储蓄存款通过民间借贷途径投向企业或经济实体，形成罕见的“全民借贷”现象，直接抵消了央行的调控效果。另外，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的周期波动[11]。还有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我国货币乘数呈现出内生特性的结论。

（二）基础货币内生性的表现形式

基础货币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再贷款与再贴现的“倒逼机制”上，由于经济转轨时期预算软约束的特征，财政和企业往往患有投资饥渴症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二是在债券公开市场操作上，中央银行主动性匮乏，由于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通过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同时中央银行还要受到其他银行机构有无反向交易意愿的影响，灵活性和主动权受到一定的束缚；三是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上，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条件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总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会扩大货币乘数并使市场流动性膨胀。

三、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本次流动性过剩的起因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管理通胀预期”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6月15日，央行一直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加息4次至3.25%，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21.5%，但是，通货膨胀依然居高不下。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5%，PPI上涨6.8%，5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经处于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创下34个月来新高。从表面来看，流动性过剩成为本次通货膨胀的主因，但通过实施严厉的调控流动性政策后，通货膨胀趋势并没有减弱趋势。2009年，我国曾一度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4万亿投资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货币政策逐步向稳健转变。纵观这一过程，央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是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而收回流动性则是迫于市场价格的压力。近期我国江浙广东一带中小企业经营形势一度下滑，破产公司数量甚至超过金融危机以前，这是在当前流动性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复杂性

从中国本轮经济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看，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自2009年来的货币超发。二是在全球货币量化宽松大背景下，国际贸易收支和汇率等因素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通胀将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链条分别传导到国内；通过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比价效应，通货膨胀进一步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最后引起价格的全面上涨。三是国际铁矿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引发的成本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从实证研究来看，一个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由于工业品的价格传导存在着明显的价格黏性，成本压力主要表现在低端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上，容易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随后，劳动成本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终促使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整个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制成品领域体现出来。

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难度超过2008年。鉴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央行必须做出收缩流动性的宏观决策。首当其中的影响是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经营问题甚至破产，势必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为此，央行必须在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和扶持中小企业之间做出妥协，但只要流动性依然旺盛，就必然会加重通货膨胀治理的负担。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资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配的不合理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了大型国企和垄断性行业，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本来就举步维艰，抗风险能力差，资金紧张不过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生性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的主导性因素，而货币超发造就了本轮通胀的流动性基础。由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较多，传导机制较为复杂，因此，单纯的抑制流动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蔓延，过于严厉的调控反而会伤及经济的发展，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甚于金融危机就是例证。治理通货膨胀应当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制定协调、有序的长期治理措施，并容忍通货膨胀在一定幅度内存在。一是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制定银行业信贷投放监管比例，引导更多的贷款投向中小企业；二是切实提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削减市场垄断和行业垄断，除了影响国计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之外，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和竞争，在税收、信贷等诸多方面保证中小企业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进一步加大社会信用融资统计和监管力度，尤其要防止银行外信用和融资膨胀，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资金流动性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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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杰，谢明。中国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吗――基于VAR

货币银行学论文 7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文章总结了作者在《货币银行学》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分析教材选择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 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 、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 、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

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 、教材内容的难易性

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

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 、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

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 r i gnp 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 ms 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 为什么？ 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 如何变化？ 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 二) 、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

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 、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

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 8 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 、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

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要提高教学质量，自然应抓好每一个环节，而高质量的完成作业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的关键，故科学的布置作业，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而《货币银行学》这样的经济学课程，不同于理工类的专业课，需要大量的计算练习方能掌握。所以，布置作业时，除了设计一些讨论题目和学生主讲课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布置一些论文题目，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也为他们四年级做毕业设计打基础。我一般是一个月布置一个题目，并将论文成绩作为平时成绩计入期末总评。为了交作业，学生不得不查阅课外资料，这有助于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而通过写论文，也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为毕业设计乃至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货币金融论文 8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为商业银行和信贷市场均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对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常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抑制通胀方面。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维护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央行应当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应加强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创新使用，长期稳定发展常备借贷便利政策，并注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时机。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 9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 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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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学论文 10

关键词：银行业；人才培养

一、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及其在银行业的表现

（一）人才及银行业人才的定义

货币资金论文【优秀16篇】

（二）人才成长规律在银行业的具体体现

1、银行业人才的成长是外部环境和自身努力的共同结果。

一方面，大部门从业人员认为银行业对人才培养“非常重视”或“比较重视”，认为现有晋升制度（提拔）“非常合理”或“比较合理”，认为岗位培训“非常有针对性”或“比较有针对性”，这些都反映银行业为人才成长营造了较好的气氛。另一方面，通过银行业人才成功例证的分析，发现他们都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能够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很好地与工作的发展结合起来，这表明个人的因素是其成长、成才的强大内因。

2、银行业员工对工作的期望是促使其成长的动力源泉。

银行业员工之所以热心于自身事业并积极努力工作，其动力源于并受制于员工的期望和需要，即只有当员工的期望和需要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强大的内动力。具体来说，在银行业的期望主要包括3个方面：被同事认同和上级承认；个人努力与成效成正比即有成就感；取得多少工作绩效就要获得多少报酬。

3、银行业人才的成长是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的积累过程。

人才成长的历程，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从而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同时，在人才的成长过程中，通过竞争这种手段能激发人才的活力，并为选拔和发现人才提供有效的途径。

4、中青年是银行业人才成长的集中年龄。

中青年是人才创造的集中年龄，是担重担、出成果的黄金时期。

二、我国银行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深入分析我国银行业人才队伍和人才工作现状，是进一步提出我国银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的前提。当前，我国银行业在人才队伍结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认真总结、深入分析，找准症结所在，为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提供基础。

（一）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职能要求和履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银行业人才队伍在总量上基本能够适应履职需要，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逐渐成为制约人民银行有效履职的重要问题。

第一，高层次人才比较缺乏。近年来，虽然采取海外引进、从高等院校招录和内部培养等措施，使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得到增加，但与当前的形势任务相比，总量依然较小、占比仍然偏低。同时银行业现有人才队伍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集中体现在熟悉国际经济金融运行规则和发展形势，具有战略开拓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以及通晓国内外金融、证券、保险、法律等知识，具备先进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

第二，年龄、学历结构有待改善。首先，近年来各银行有目的地招录了一批高学历的年轻干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队伍年龄结构，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整体上保持稳定，但仍需进一步年轻化员工队伍。其次，各银行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对具备较深经济金融理论功底、熟悉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掌握相关分析技术的高学历人才的要求比较迫切。近年来，各银行机构虽然通过招录等多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学历人员数量，但人才队伍整体学历层次仍然偏低。

（二）人才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我国各银行机构人才流动与市场化人才资源配置规律未能有效对接。在人才引进方面，虽然各银行机构在历年的人才招录中都能吸引大批的求职者，但这种吸引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更多体现在对非市场紧缺人才的吸引上，对于市场真正紧缺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则表现出明显的竞争能力不足。在人才“出口”方面，随着外资银行的

陆续入驻，我国各银行机构、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分支机构薪酬福利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被同业弱化，出现人才不断流失的局面。

（三）人才工作机制需进一步改进

在当前人才工作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的发展趋势下，机制建设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各银行机构在人才使用、评价、考核、激励、培养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制约了人才工作效能的发挥。

第一，绩效考核不够科学。近年来，我国各银行机构制度化的考核体系基本建立，对员工实施定期考核，相关考核制度和流程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二，薪酬激励有效性不强。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高层次人才的收入水平与外资银行相比明显偏低，不仅导致他们对收入水平的满意程度比较低，而且也难以在人才市场上吸引关键、核心人才。工作获得的成就感和社会地位等内在报酬，也无法弥补工资等外在报酬水平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离职倾向，并导致了部分人才的流失。

第三，人才培训针对性不强。虽然近年来我国各银行机构积极构建符合自身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培训制度、机制与体系，逐步建立起员工终身培训制度，使每个员工从入行到退休，可以持续不断地接受培训。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对个体特征考虑不够，培训主要集中于基础培训和业务培训，不能针对不同阶层的员工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面向未来发展的有针对性的培训相对较少。

三、加强和改进我国银行业人才培养机制的政策建议

人才问题是事业发展成败的关键，也是全面推进银行工作重要的着力点、突破点和增长点。因此，我国各银行机构应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科学人才观统领银行人才队伍建设，把握并遵循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不断优化人才成长的内外环境，全面提高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促进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为银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一）加快人事制度建设，优化人才成长外部条件

从制度层面优化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条件，是加快人才培养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国各银行机构应加快人事制度建设，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策制度，促进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

1、高度重视员工生涯设计，实现人才和组织共同发展。

综合效应规律要求我们应实施人才和组织共同发展的人才调控策略，而其中一个有效做法就是为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将员工个人发展目标与组织发展目标进一步统一起来，使员工在为组织目标实现过程中也使自身得到成长和发展。因此，各银行机构应在坚持个人特长和社会需要相结合、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结合、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等原则的前提下，尽快建立起有关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制度，不仅要引导行员树立为自身进行职业规划的意识，而且要在了解行员个人特点以及他们成长发展方向和兴趣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员工个人成长、发展与银行职能发展需要相结合的计划，逐步建立起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档案，以利于长期有效地开发人才。

2、创新教育培训的有效模式，促使人才资源全面开发。

教育培训是提升人才能力和素质的有效举措，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推进器”。因此，各银行机构应尽快改变传统的培训模式，使培训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制度平台。一是要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培训计划的制定应建立在对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坚持“缺什么”、“补什么”，按需施教，实行分类培养和个性化培养。二是加大培训投入。从根本上改变培训设施简陋、培训与应用脱节，培训质量不佳的现状。三是培训形式宜多样。如外部培训，让员工走出去，到各高校、各国外金融机构，接受新知识，增加国际眼光。

（二）健全竞争激励机制，激发人才成长内在动力

竞争成长规律揭示了竞争是提高激励效应的推动力，现代管理知识中的“鲇鱼定律”也启示了如果一个人没有竞争对手，就会养成惰性，甘于平庸，碌碌无为。因此，我国各银行机构应健全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增强行员创造的动力，激发行员创新的热情，促进员工创新的行为，最大限度地激励人才成长。

1、改进管理层薪酬制度。

为提高管理者经营热情，避免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发生，对于已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可以逐步推行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当某考核指标达到一定标准时，管理者就可以行权。而对于未上市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可实行年薪制，根据经营者的管理业绩和经营业绩确定年薪的金额，从而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银行长期的获利能力，保持可持续发展水平。

2、健全长期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使工作能奖能罚。

要确定系统全面的绩效考核内容和方法，提高考核的信度和效度，反映出被考核者的实际工作绩效，方法上可以参照目前流行的“360度绩效评价法”，即有上级、同事、服务对象评价加员工自评，最后通过加权平均得出考核结果。要分层次、分类别设计考核指标，可遵照国际通行的绩效考核SMART原则，必要时可以邀请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协助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层次分明、具有银行特色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要注意日常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建议采取月度考核、半年跟踪、年终总结相结合的方式，克服“近因效应”影响。要畅通反馈渠道，加强双向沟通，营造良好的人际氛围和工作环境，使绩效考�

3、改进普通员工薪制度。

为奖勤罚懒，调动国有商业银行的从业积极性，应破除原有工资分配中“大锅饭”的做法，将职工工资和岗位贡献相挂钩，拉开改入档次。如对于行政管理和后勤部门可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岗位等级的划分可以参照工作责任、工作复杂程度和对知识技能的要求，通过岗位分析评定来确定；对于研发和业务部门实行按能力划分的专业技术等级工资制，同时，与银行的经营业绩相挂钩；对于销售部门则实行基本工资加上业绩提成的效益工资制度，促进销售人员的销售积极性；对于柜台人员实行基本工资加上业务计划计件工资分配标准，以便提高业务经办效率的完善。

参考文献：

货币金融论文 11

1.注重危机处理的应急性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 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三、总结

综上所述，金融是经济发展期间一个主要的部分，可为企业的正常运营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一定的资金基础。在当下，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中重要的部分，对世界金融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以上文章的阐述，期望通过构建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国际机制，实现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货币银行学论文 12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2008)10－00036－05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抑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还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构成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导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其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存款与准备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C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H，而H对于D／R和D／C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H，就必然能在影响D／R和D／C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H、存款与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特别是D／R和D／C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指出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 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供给货币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与B，C／D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 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为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它们把各个组分有机地联� 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干扰的条件下，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然而，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因而，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的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的创造货币，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交换库相似。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M0、M1、M2、M3……。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又称货币流通速度，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用来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本文的结论

（一）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

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二)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

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进行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三）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另一方面，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会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第二，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第三，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四）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是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则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正确把握货币供给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Friedman，M．＆ Schwartz．A MonetaryHistoryof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3。

[3]格利和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3。

[4]李春琪：《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M]，上海出版社，2003。

[5]梁晓辉，黄玖立：《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J]，华东经济管理，2003（2）。

[6]谢罗奇，胡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J]．《求索》，2005（1）。

货币银行学论文 13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 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

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教材内容的难易性

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

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

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R→I→GNP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Ms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如何变化？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二)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

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

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8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

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公务员之家：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货币银行学论文 14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发行；铸币税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14-04

一、研究现状

电子货币的发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的挑战是讨论的一个焦点。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产生了冲击。梁歌春(2004)和李成、刘社芳(2004)认为电子货币替代现金，使央行的现金发行减少，导致央行铸币税损失；同时，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多元化，也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造成了威胁，使央行“发行的银行”的地位受到挑战。欧阳勇、唐晓林(2004)则持相反的观�

本文通过会计分析剖析央行货币发行的内涵和机制，通过讨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情况存而不论)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电子货币发行的内在机理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如何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产生影响。

二、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和机制

央行的货币发行指央行通过增加资产发行现钞，进而增加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现金+准备金。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基础货币=发行货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的行为；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即指央行对基础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程序如图1，央行在发行基础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全部发行货币的铸币税(不论是以现钞面值减印刷成本计算铸币税，还是以货币发行引致央行资产增加带来的收益计算)。

就现钞流通而言，商业银行减少超额准备会增加流通中现金，但是对基础货币没有影响，因此，上述商业银行的行为不会增加货币发行(见图2)，从这个渠道流通出去的现金不属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行为，商业银行的行为对基础货币没有影响，但是，其行为增加流通中现金，从而增加狭义货币，进而影响广义货币，因此，对货币总量产生影响。(见图3和图4)。

三、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中现金和基础货币

电子货币由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一些企业发行(我们只讨论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发行)。电子货币的发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用发行，另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债权形式发行。

(一)发行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的电子货币

这种发行对流通中现金有影响，但是没有增加货币发行，其过程如下：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上述发行过程中，商业银行在发行电子货币的时候，客户是用其在该银行的活期存款购买的，这种情况符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申请电子货币――银行卡。从图5看，这个过程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是其超额储备，而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的减少，或者等额增加流通中现金(现金进入流通领域)，或者等额增加了另一家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现金作为存款流入另一家银行)，因此，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也不会增减基础货币。如果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办理活期存款的同时办理银行卡和用现金购买银行卡类似。这种方式和其他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效果相同，故不另外分析。，商业银行把增加的活期存款存入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流通中现金减少，但是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减少(见图6)。

如果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所得的现金资产留存在商业银行的现金库房(准备金)或者发放贷款(流通中现金)，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电子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可能造成影响，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原因会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一方的结构――法定准备和发行货币等量增减，但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变化。，没有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影响。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情况：即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商业银行把所有现金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为了以下的说明具有代表性，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况：一个经济中所有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的现金资产都兑换成电子货币，而所有购买了电子货币的现金都回流到中央银行。

进一步假设：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所有的流通中现金都回流到中央银行，央行的现钞发行为零。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央行垄断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是否被商业银行等商业企业所代替。这里改用央行货币发行的收入――铸币税，来衡量其货币发行的权力。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体现在其铸币税收入的垄断权之上，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挑战最终表现为是否对央行铸币税收入的冲击。把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定义为央行发行钞票的票面值和印刷成本之差，如果忽略印刷成本，那么铸币税就是央行发行钞票的票面值。央行发行钞票的铸币税，从央行的资产一方看是央行发行钞票所购买的资产数量，即现钞发行增加的央行资产(如果把铸币税视作央行由于发行货币增加的资产带来的净收益，以下的解释同样有效)。假设央行发行的现钞总量是1000单位，通过购买证券发行出去(忽略居民，假设经济中只有企业)，于是，我们有：

如果商业银行把这1000单位的现金发放贷款，现金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进而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把这1000单位的现金作为超额储备存入央行。那么，于是就有：

从央行货币发行的角度看：央行发行的现钞全部回流到央行，经济中流通的现钞为零，但是，央行的资产没有减少，即央行的铸币税收入没有减少(不论是以央行资产衡量还是以资产净收益衡量，央行的铸币税都不会减少――假设央行成本是常数，资产不变，资产净收益亦不变)。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没有减少央行的铸币税收入，因此，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没有造成威胁。从分析基础货币的变化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看(图8)，即使现金流通为零，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变化。现金全部回流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影响。这个结论和用铸币税的变化来分析是相同的。此时，现金流通减少导致狭义货币减少，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对广义货币数量产生影响，但是，广义货币的增减与央行的货币发行权没有关� 有些论者把电子货币发行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归结为对央行货币权发行的影响，结论非常勉强。

(二)作为债权形式发行的电子货币

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通过预付费业务发行电子货币类似于代币券，商业银行没有从电子货币的发行中获得铸币税，也就没有发行任何货币，这时的电子货币就不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还有一种发行电子货币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债权的方式发行出去，如图9所示：

客户得到这100单位电子货币之后，到市场去消费。假设客户购买某种商品，价格恰好100单位(或者，这种电子货币可以分割)，客户把这100单位电子货币支付给商家，商家没有即刻到银行要求结算，而是把这100单位电子货币支付给另一个客户。这个支付链条可以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客户到银行进行结算，银行支付100单位的现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

从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购买债券到客户要求结算，再到商业银行支付100单位现金这个期间，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创造了100单位的信用，形成购买力在经济领域流通，同时，商业银行获得了100单位的铸币税收入(或者这100单位债券从买入到客户兑换现金期间带来的资产净收益)。因此，此时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取代央行职能，对央行的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形成替代。但是，问题是商业银行能不能发行如此流通的电子货币？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结算是不是可以不同步。第一，我们知道用卡消费的时候，银行账户、商业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划拨是同步的；第二，目前的银行发卡仅限于付费或代币功能，没有通过贷款和购买证券发行电子货币的业务。因此，这种理论上可能的电子货币实际中不存在，其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只是虚拟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威胁。

(三)其他形式的电子货币信用化渠道

银行的信用卡的透支功能能否发行电子货币呢？信用卡的透支是持卡人在消费或支取现金时银行给持卡人的一笔贷款。只要持卡人在支取现金或消费时，银行的现金是同步减少的，就不会有银行信用的流通，因此，也就没有电子货币的发行。

有一些其他的信用形式，替代央行现金在商业经济中流通，对央行的货币发行造成了替代。比如，商业银行不用现金支付购买资产，而是开具一个债务凭证，用这个债务凭证作为支付工具在市场流通，这种流通的债务凭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银行则在开出这些债务凭证的同时发行了货币。再如，商业银行签发本票或者给贷款人开立一张支票，企业或者个人用本票或者支票通过不断的背书方式进行支付，这张本票或者支票从银行开出，经过一系列的支付，最末的持票人到期到银行要求兑现，这个期间，这张本票或者支票的“发行”等同于货币，因为，银行通过“发行”本票或者支票发行了货币并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见图11和图12）。

上述货币发行过程中，本票和支票具有和现金一样的购买力，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流通使经济中的现金流通增加，总的影响是基础货币构成中的流通中现金增加，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其过程如下：

基础货币=流通中现金+准备金流通中现金=央行发行现金+商业银行等发行现金基础货币=央行发行现金+商业银行等发行现金+准备金

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企业)发行货币和央行不同，央行发行的货币是法币，是不可兑换的货币――不能到央行去要求兑换(等值黄金等)，但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可兑换货币――在流通一段时间，到期有人到商业银行要求兑换成法币――央行发行的现钞。因此，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包括银行体系中的所有商业银行)“发行”本票或者支票，则商业银行(包括商业企业)发行的货币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影响是连续的；经济中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就越普遍，这样，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冲击就越大。

设想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商业银行等以信用为支撑，能够发行电子记账式本票和支票，假设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期限足够长并且能够突破现有本票和支票的物理限制，可以无限背书和随意分割，这样，这种电子货币就可以无限次进行支付，这种本票和支票便充当了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无限期作为支付等手段流通。这种电子货币可以完全替代央行发行的现钞在经济中流通，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造成颠覆。我们看到，一切以银行或商业信用为基础、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由商业银行或者商业企业发行的、可以用来支付、流通的债权、债务工具都可能充当真正的电子货币，从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冲击，如果现代电子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创新发展到这个阶段，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就要重新界定。其实，这个时候，对什么是货币也要重新界定，同时，与之相联系的经济、金融活动的内涵和外延等一系列活动都应重新界定或者确立。

四、结论

本文对电子货币发行的过程进行了会计分析，结论如下：1．目前发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冲击。2．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增加发行电子货币，如果这种电子货币在支付过程中不是同步结算，从支付到结算的时段内，这种电子货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商业银行在发行这种电子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增加了基础货币，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某些冲击。但是，由于目前电子支付的同步性，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不可能成为基础货币，对央行的冲击只是在逻辑上存在，现实中无法实现。3．真正能够成为信用货币的电子货币是以电子货币形式发行，到期期限足够长且可以无限背书的银行本票和支票(包括企业发行的本票）――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一旦技术成熟，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将彻底颠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一个新金融时代就将来临。

参考文献：

［1］韩冬梅，赵振全．电子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及金融政策的操作［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101-105

［2］梁歌春．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J］.金融研究，2004；5：238-240

［3］李成，刘社芳．电子货币发展带来的制度挑战与思考［J］.上海金融，2004；6：52-54

货币金融论文 15

论文摘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中国经济当前主要面临：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资产泡沫破灭、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应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和灵活性，适度调整利率，放慢或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等，以落实中央“一保一控”的方针。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现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出现了不少的声音：有的专家提出，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下滑应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的专家则认为，为了对抗通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怎样调整？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

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挤出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促进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以实现稳定物价，控制经济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信贷政策；②利率政策；③外汇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制度法规建设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盘点2007年至2008年9月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央行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信贷政策。应该说这一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已经不小。存款准备金率在去年十次上调的基础上，今年前九个月又六次上调，达到了17.5%，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其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使用频次之高，可以说打破常规，使一个本不应经常调整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频繁应用的短期性调节的工具。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频繁进行操作，多次大规模地发行央行票据，并进行正回购操作，而且在不动产信用控制，特别是房地产信用控制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信贷控制措施。上述措施都说明央行主要是通过数量控制来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收缩流动性。

第二，利率政策。去年共6次上调了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14%，共上调了162个基点，1年期贷款利率为7.47%，共上调了144个基点。去年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频次之高也为历史罕见。今年前九个月，只是在9月单向下调了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存款利率则没有变化。

第三，汇率政策。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总体上呈现逐步爬升的趋势，2008年上半年则加速升值。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为6.5%，对欧元贬值3.7%，对英镑升值5.4%，对日元升值2%，对港元升值6.9%。其中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尤其受到关注，2007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7.346，时至2008年9月则在6.83左右震荡。升值的幅度约为6.9%。2008年初有专家曾经预测，2008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会达到8%-10%。但从目前美元震荡偏强、欧元震荡走弱，以及从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预期有下降的可能。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自2003年以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近期坊间有关于热钱流入、流出的种种说法（所谓热钱是指短期投机资本，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尽管有关权威部门曾经表示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基本有效，由于基本统计数据难以搞清，资本管制政策是否有效难以准确判断。但不管怎么说央行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实施外汇管制，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控制资本，特别是“热钱”的流入，在近期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到2008年8月，一方面CPI涨幅已开始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7月份已降到7%以下，8月份为4.9%。另一方面GDP的增长率也在滑落，上半年GDP的增长率为10.4%，有关专家预测，三季度的GDP大致会保持在9.6%的水平，有的甚至预测会降到9%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另一种担忧浮现出来，GDP的增长是否会大幅回落？[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环境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本轮的物价上涨最初表现为2006年底的粮食价格上涨，继而是2007年第二季度的肉蛋禽价格上涨，接着是2007年以来的生产资料上涨，反映出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向工业品领域蔓延的趋势。2007年全年CPI涨幅达到4.8%，2008年2月CPI涨幅达到8.7%，是近十一年来的最高涨幅。尽管近几个月月度CPI已连续回落，8月份回落到4.9%，但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却屡创新高，从去年全年的5.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今年3月份大幅上涨到8%以后，不断向高位推进，7月份达到10%，8月份达到10.1%，由于PPI3-6月后向CPI的可能传导作用，这就意味着物价上涨虽已开始弱化，但弱化的趋势并未确定。未来的通胀走势，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粮价等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变化。虽然国际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在反复震荡，全球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解除。国内粮价等农产品价格尽管粮食增产，但调升的呼声高，推力也大，政府也有可能放松对成品油、煤炭和电力等价格管制措施，又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热钱的流入，货币供应量增速降低困难，今明两年一定程度的通胀压力依在，仍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是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预期要严重得多，而且仍在发展，实际上已由信贷危机发展为世界金融危机。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放缓，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增长也已出现明显的放缓，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愈来愈大的压力，导致中国净出口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结果，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2.8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资产价值的缩水，有关金融机构的倒闭和破产，给中国有关金融机构造成了直接损失，其资产价格的下降给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多次采取的减息政策以及救市行动，为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三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泡沫一度非常严重，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目前已面目全非。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从6124点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到1802点，跌幅深达70.5%，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实际上就是一次“推倒重来”。这种“推倒重来”不仅使上市公司的巨额资产市值严重缩水，也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政府调控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受到质疑，也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也十分令人担忧。受房贷新政的影响，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急剧降温，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深圳、上海、广州等，与高峰相比已下跌三成，有些地段已下跌五成。但从全国情况看，房价整体仍在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一季度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而8月份则同比上涨了5.3％，环比则下降了0.1％，而且交易清淡，许多地方是有价无市，表现为量价齐跌，交易量的大幅下降往往是危机的开始。在房地产的调控上，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民生市场，政府必须对飞涨的房价采取强有力的降温措施；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调整，银行等金融系统必将受到冲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例子，应引以为戒。

其四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冲击。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遭受了50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大量供电等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农作物和林产品受损，铁路、公路交通中断，又时逢春运，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都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场雪灾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则更为巨大，这次地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8500亿左右。灾后的重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将通过增加对受灾地区的投资，增加对药品、钢材、水泥、玻璃等救灾和灾后重建商品的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力度的增大，商品需求的增加，会形成对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影响有限，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三、货币政策调整的若干建议

面对挑战，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7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来代替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面对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和选择，笔者的建议是：

1.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尽管PPI、CPI仍保持较高水平，今明两年通胀压力仍在一定程度存在。但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经济增长下滑超过社会的预期，例如在8%以下，由此造成众多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社会不稳定等也是我们必须防止的。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改变从紧的基调，在信贷的宽松度、灵活性以及方向性的选择上进行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及灵活性。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信贷额度控制是必要的，但应改变一刀切的做法。首先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宜再向上调整，而是应向下进行调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及货币乘数都有较大的影响，商业银行一般会迅速压缩信贷，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引起经济较大的震动。现在要做的是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还应采取有差别的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下调的幅度。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规模不同，上缴央行17.5%的存款准备金后，大型金融机构资金会相对比较宽余，这就意味着大型企业和城市的企业较易获得资金的支持，而中小银行、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会形成资金紧张，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创投企业和农村地区将更难获得资金的支持，使他们可能由于资金困难而停产或倒闭，显然这并不符合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目的。20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无疑这次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其次银行对商业票据的承兑也应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不同行业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应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并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3.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适时适度调整利率。与去年6次调升存、贷款利率不同，今年以来加息的政策就没有使用过，而是在9月15日单向下调了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这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而初步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经济增长下滑已上升为主要危险，所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应成为利率政策主要作用方向，而且美国、欧洲等经济体为对抗经济下滑，目前的基准利率都可能会作出较大幅度的向下调整，所以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也存在降息的空间。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真实存款利率为负（名义利率——物价变动率），真实的贷款利率也较低。与严格的信贷总量控制相比，由于企业的选择性，调息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所以兼顾“保增长、控通胀”的双重目标，在年内适时适度地进行一定幅度的减息调整是可以选择的，但空间和幅度不应过大。如果PPI、CPI反弹走高，到时再依情况灵活进行调整。

4.放慢和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冷却，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币的较大升值使出口企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企业降低或丧失了竞争力，导致破产和倒闭。出口增速的回落，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净出口增速的回落会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为2600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近50%，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应在4个百分点左右，假设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到25%，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如考虑净出口对消费、投资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更加严重。而且由于欧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疲软，对欧洲央行可能降息的预期开始提高，欧元对美元的利差增长可能缩小，从而推动美元相对欧元升值，形成美元目前的走强和震荡，从而弱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采用缓慢升值（年3%-5%）或不升值的方法，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

5、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落实中央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单靠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应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搭配，以对抗经济增长下�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减税、加大发行国债的力度，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为主要内容的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取代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取消5%的利息税，对国家鼓励出口的行业和产品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给予奖励性政策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等，以确保实现“一保一控”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郑道平，龙伟娟。货币银行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货币金融学论文 16

[关键词]虚拟货币；发展；研究

一、导言

（一）虚拟货币概述

由于虚拟货币形式多样且尚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现象还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学术界对它的定义也有不少的争议，现阶段虚拟货币的含义指的是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是除了中央银行以外的其他实体单位或个人，现阶段主要是非金融机构的网络运营商；虚拟货币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于网络或电子设备中，通过网络系统以数据传输的方式流通；虚拟货币执行的是类似货币的支付功能，能够用于购买现实商品、虚拟财产和电子服务等。

（二）虚拟货币的发展及应用

（1）国外发展现状

“网豆”，是一家名为的公司的产品，消费者可以在近200家认可网豆支付方式的电子商务网站消费。“第二人生”（SecondLife简称SL）是硅谷互联网公司“林登实验室”在2003年推出的一个互动三维平台。

（2）国内发展现状

我国最早出现的网络虚拟币是在2000年，中文利网开始以积分的形式，给消费者提供虚拟货币。各个网站为了在电子货币这个新兴的产业中获得自己的利益，纷纷掏巨资建立自己的支付平台，比较有名气的是淘宝网的支付宝，易趣网的贝宝等电子货币系统。日益发展起来的各个网站虚拟货币，目前都处于封闭状态，虚拟货币以单个网站为背景依托，相对封闭的集中服务于网站内部各个产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想要同其他网站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还有一定的障碍，但是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某些虚拟货币已经跨出了预先设定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了虚拟世界的货币职能。

二、虚拟货币的研究进展

目前，国际国内对虚拟货币的研究都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无成型的理论，我国对虚拟货币监管在法律上也处于空白状态，关于虚拟货币是否会冲击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及是否会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的探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此，关于虚拟货币的研究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虚拟货币的研究，国内外仍缺乏相关的专著，至于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文献更为少见，有关资料主要散见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发表的报告以及一些学者、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虚拟货币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但系统深入地对虚拟货币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是新闻评述式的探讨，大部分学术文献从经济角度和金融角度对虚拟货币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技术与安全、金融监管、网络游戏产业、货币等领域。关于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影响的观点散见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主要有：谢平、尹龙在《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一文中提出虚拟货币的发展将对货币供求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控制产生影响。陈雨露、边卫红在《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中指出虚拟货币流通将使得中央银行面临丧失货币发行权、损失铸币税收入和货币政策失效的风斟。李狮在《虚拟货币的发展与货币理论和政策的重构》中分析了虚拟货币的使用将使得货币供给的变化，以及货币乘数发生变动从而产生货币创造，并进行了关于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国内对虚拟货币分析得比较全面的著作苏宁在《虚拟货币理论分析》一书中，把虚拟货币划分为初级虚拟货币和高能虚拟货币，并对虚拟货币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国内关于虚拟货币问题比较重要的文献还有：黄宪等编著的《货币金融学》，钟孝生的《网络虚拟货币本质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等。

三、虚拟货币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的缺失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当前的法律并不承认虚拟财产的合法性，国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政策保障虚拟物品交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虚拟财产的保护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致使很多与虚拟财产有关的纠纷无法可依，给司法机关定罪判案造成了很多困难，更使许多正当的虚拟财产受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同时，这也使得虚拟货币与现实货币的交易只能在地下秘密的进行，交易行为和交易规则混乱。

（二）监管的缺失

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和货币形式的发行，虚拟货币已经不再类似于一般的商品，它的稳定合法的流通对于稳定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作用。由于虚拟货币的发行不需要严格的备案或审批，而采取零售的方式，这就意味着虚拟货币的持有者对这些虚拟货币的总量和发行状况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会引起虚拟货币发行者的道德风险。当前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虚拟货币，而且种类繁多，这些虚拟货币的流通是以各家运营商的信誉与实力做担保的，如果一家运营商由于经营不善或信用不良关门的话，市场上流通的由其发行的大量的网络货币将一文不值。如果一家运营商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会对市面上流通的所有虚拟货币都产生不信任，势必会引发虚拟货币市场的混乱。由此，对发行虚拟货币的网络运营商的监管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谢平、尹龙，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J]《经济研究》

[2]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3]李狮，虚拟货币的发展与货币理论和政策的重构[J]《世界经济》

[4]钟孝生，网络虚拟货币本质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J]《商业时代》